复涌:70年前的真实图录

石英

2018-04-21期06版

在我的记忆和感受中,1948年是浸透在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它在近当代历史中,尤其是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历程中,是一个撼天动地、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节段。

10年前,我在诗集《走向天安门》的《延安》一诗最后一节中写道:“延河水蒸熟的陕北小米/把革命养足了,然后东渡黄河/去收获1948、1949年/船工解开包头巾,张扬成鼓荡的风帆。”

这说明,在我的记忆和感受中,1948年是浸透在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它在近当代历史中,尤其是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历程中,是一个撼天动地、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节段。这一年,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捷报频传,不断攻克设施坚固的敌占城市,大量歼灭蒋介石集团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向敌占区大步前进。“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大形势基本上已成定局。在全国范围内,人心向背的天平更进一步向我方倾斜,蒋管区的各党派人士、各阶层人民、知识界的进步力量,大都如渴盼甘霖般地盼望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已到了人心丧尽的地步。虽然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仍不甘失败,但其统治宝座已呈现摇摇欲坠之势……

在这种情势下,其时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五一口号”。这是以此重大节日为契机,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当前形势,提出面临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共谋建国大业,筹划政治协商会议,组建联合政府,并对解放区和蒋管区的工人阶级提出了多项庄严的任务,号召全国各行各业的民众支援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而努力,并将党的统一战线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迎接全国解放进行不懈的斗争!

当时我作为胶东解放区自童年时就从战火中“滚”出来的“小鬼”,虽还未正式参军(1947年初反蒋保田大会上曾带头参军,后因年龄太小被部队首长“劝”了回来),但已秘密参加了在部分解放区试建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作为“少儿宣传队”的一员,于1947年春夏之交随全县支前大军赴鲁中前线进行支前宣传活动。1947年秋在蒋军侵占我县期间,在党团组织直接指派下,曾几次去敌占县城撒传单和侦察敌工事设置与山炮阵地等任务。因此,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全过程一直是我视为的“黄金岁月”,是较之后来正式参军更为难忘的生命节段。蒋军逃跑后,因解放区的经济等方面遭到严重破坏,上级决定大力恢复生产,厉行节约,中、小学暂时停课。我也从初中学校回到本村,在县区党团组织领导下工作,担任了村宣传组组长。因此,“五一口号”便成为这一时期我经历的重大事件之一。

记得我们当时接到的是胶东《大众报》号外上刊登的“五一口号”,标题字非常醒目,口号共二十三条,内容全面丰实,但又明确有力;至少在我这个少年人的感觉中,有些提法是比较新的。我去县城听县委张书记的传达报告,听一位曾在延安党校学习过的老荣誉(伤残)军人谈到他的读后感。他觉得这口号中有些文字很像毛主席的笔法。我当然不好确定是否,又是听着好奇。但我这天回到村里,没想到我的启蒙老师、前清秀才李老先生读了载有“口号”的号外兴奋异常,结合头年蒋军侵占本县时的种种暴行,这位抗战时还曾日夜盼着中央军到来的老学究,此刻却义愤填膺地说:“蒋先生不败天理难容!”

接下来,我们展开了对“五一口号”的宣传活动,在全村所有的石灰墙上写满了标语。当时我们宣传组只有三个人:我,小商人出身爱好美术的姜桂方大哥,还有与我同时入团因家境太穷高小毕业后未能上初中的田守仁同学。我只能拿大毛笔在墙上写大字,而姜大哥会写多种艺术字,他说这样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加强宣传效果。田守仁只能搭下手,但也不可或缺。我很羡慕姜大哥的艺术字,并暗暗地向他学,却始终未学到家。看他书写时那种认真的神态与动作的细致,至今也恍在眼前。事实上,他许多年前即已作古。这些乡村的普通人,为了全国解放,无偿地做着自己能做的事,而且义务地奉献出自家的大笔和墨汁,至今回想起来,也不禁感慨莫名。

“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党的政策在我家乡产生的影响还是明显的。新的气象是层出不穷的。如:全县的骡马大会(即后来的物资交流大会)在县城举行,引动四乡民众纷至沓来,热闹非凡。许多弃商回村务农的私人工商业者,又回县城重整门面,从而给因头年匪军破坏的市肆注入了一些活气。闻名遐迩的登仁寿大药房又开张了;和成兴书局又卖起了当时最短缺的纸笔等文具;德生福老号也试着重操旧业,喷香的拿手桃酥和“大小八件”又回到阔别多年的顾客手中……在文化建设上,县新华书店又扩大了门脸,县文化局鉴于古戏楼已被匪军为修工事而夷为平地,便因陋就简,在北关一带搭起一座简单的剧场,由新组建的县平剧团(即京剧团)择日开锣。不久,全县较为有名的温姓红生连日演出全本三国戏《千里走单骑》……

在军事上,前方更是不断传来胜利消息。仅在山东战场上,我东线兵团于1948年初即进行了张(店)周(村)战役,横扫胶济线;春夏之交又一举攻克胶济中段的中心城市潍县(今潍坊市),敌据之济南、青岛之间的交通全被切断;是年中秋前后,我军又发起了济南攻坚战……就连西方的通讯社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军想打哪里都阻挡不住。

就在这不久后,我终于正式参军了,从事的仍是与“讯息”关系紧密的机要密码电报工作。只不过,这些“讯息”大都是不公开的。我工作后第一天所受的教育就是“守口如瓶”,直至数年以后我才改行报考了南开大学中文系……

在“五一口号”发布70年之后的今天,《人民政协报》的编辑同志向我约稿,我没有犹豫便接受下来,这应该是源于他们对我当年的阅历有所了解吧。因为在本人出版的纪实类书籍中,有些我亲历的片段记叙;我知道曾经亲历并头脑尚属清晰者如今已不多了,我作为一个相对还较“年轻”的离休干部,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的。我仍然认为:记忆没有距离,良心忠于历史。谨以近年来出版的《石英红诗选》序言中的几句来结束这篇短文:“我酷爱忆写那真实的过去/不论是轻松还是沉重/有形的血淌在血管里/无形的血浸润在字里行间。”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