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师道

2018-09-10期11版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34个教师节。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中国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师道传统,师道反映并影响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古往今来,中国传统师道不断得以传承、发展。《旧唐书·魏徵传》中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们重温中国传统师道,旨在弘扬高尚师德,发扬全社会尊师重教新风尚。本期讲坛特别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徐梓教授为此撰文,讲述中国传统师道。

演讲人:徐梓

简介:本名徐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等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元代书院研究》《中华蒙学读物通论》《中华文化通志·家范志》《现代史学意识与传统教育研究》《传统蒙学与蒙书研究》等多部,主编《历史》《国学》《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等中小学教材多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等课题多项。所讲授的“中国传统启蒙教育”,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课程。2017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

无论是在历史文献中,还是在现代语境下,“师道”都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概念。但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为师之道,二是指教师的地位、作用以及尊师的风尚。我们曾有专文谈论“中国文化的尊师传统”,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另行撰述,这里,仅就前一个意思即为师之道来谈“师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质,或者说,传统文化对于一位教师有着怎样的期待和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尊重教师,礼敬教师,与这种尊崇相适应,全社会普遍对教师有着极高的期待,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希望和要求一个教师德行完美、学识丰博、尽心敬业、善教有方。

德行美好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和根本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北京大学的楼宇烈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书中,把这种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的文化,描述为“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在排除了人的命运为天神所主宰、为外物所役使之后,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就是自己德行。这也就是周人在总结商亡周兴的历史教训时所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明朝袁黄在教给自己儿子的《立命之学》中所说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在“是否应该相信命运”这样的问题上用力,而是强调应该正确地看待命运,强调修身养性、积善行德和人的命运之间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一个人在自己生命历程中,只要持续地改过迁善、立善行德,就能够趋吉避凶,有余庆而无余殃,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左传》说:“德,国家之基也。”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也是这样。

基于这样的理念,传统文化就由以人为本,自然地迁转到了以“德”为本。《左传》说“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老子》说“重积德,则无不克”;《论语》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礼记》说“富润屋,德润身”“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新语》说“积德之家,必无灾殃”;《论衡》说“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汉书》说“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后汉书》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三国志》说“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士有百行,以德为首”;《资治通鉴》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等等,众口一词,都说明了“德”的重要。以“德”为本,就要敬德,崇德,黾勉行德,积善累德。周人甚至提出要“疾敬德”,也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潜能、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急切紧迫地向德趋赴,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朝德迈进,快速提升自己的德性和德行。教育教学、读书学习,就更是要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对于学生而言,读书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变化气质,涵养性情,学会做人之道,明白事理,懂得如何为人处事。

另一方面,教师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教师德性的重要。《玉篇·帀部》有“师,范也,教人以道者之称也”的说法。西汉学者扬雄在《法言·学行》中指出:“师者,人之模范也。”明太祖朱元璋也说:“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形端才能影正。铸模造范,必须端正规整,不差毫厘,否则,由此模子范式中生产的产品,就会无一例外地存在瑕疵。正如石成金在《传家宝初集》卷之二《师范》第十中所说的那样:“为师者,弟子之所效法。其师方正严毅,则子弟必多谨饬;其师轻扬佻达,则子弟必多狂诞。是以文人才士,虽不必过于迂腐,但俨然为人师范,举动间亦须稍自检束,令子弟有所敬惮。”一个合格的老师,必须是学生行事的榜样,视听言动的模范。教师只有具有了良好的品格和风范,才有可能把学生塑造成“圣贤的坯璞”。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意识到了教师的榜样作用,都强调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以身作则、以己示范,是比给学生一大堆规则、反复进行道德说教更为有效的教育。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教育环境,通常都规模较小,人数较少,师生朝夕相处,相互熟识,共同建立起了人文教育所必需的亲密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教师的品质、人格、习惯和处世态度,就会时刻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正如宋朝人俞文豹在《吹剑录》中所说的那样:“所谓师弟子者,皆相与而终身焉。难疑答问之外,则熏陶其气质,矫揉其性情,辅成其材品。如良工之揉曲木,巧冶之铸顽金,蜾蠃之咒螟蛉。使物物皆曲成,人人皆类我,而后为无歉。吾夫子之陶铸七十子,盖如是也。”

由于教师不仅肩负“授业解惑”的传习使命,而且怀负“时而化之,德而成之,材而达之”的教化责任,所以,中国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也无论是学塾还是书院,都非常注重教师的德性和德行。在选择各级教师时,把这点放在首要的位置。清代的李淦叮咛家人:“既谓之师,必其范足以为楷模而后可。故当择其文行兼优者为上,文优而大德不逾闲者次之。若品行有亏之人,虽文才出众,教法超群,不敢请也。”即便学识丰博、高明善化之人,如果德性有瑕疵,德行不检点,那人们也不敢请,最终不会请。很多家族在选择塾师时,都有这样的要求。

为了确保教师的品质,古人设置了很多的门槛,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具体条件。魏校在督学广东时规定:“教读不许罢闲吏员及吏员出身之官,或生员因行止有亏黜退者,丁忧者及有文无行、教唆险恶之徒。下至道士、师巫、邪术人等,宜先自退避。”明确规定了罢闲吏员、黜退生员、有文无行之徒、道士邪术之人等不能担任教师。他同时还规定,一旦发现有人“隐情冒教”,一定要查究革除。明末清初的冯班,强调延师时要远离市井浮薄之人,“得淳厚有家风者为上,其次则自好喜读书者”。《粤东议设启蒙义塾规则》高度注重塾师的选择,认为只有“人品端方,学问通彻,不嗜烟赌,而又不作辍、不惮烦、勤于讲习者,方足以当此任。”有一些地方官和家族甚至规定,塾师不能选择轻佻、放浪、浮躁的年轻人,而必须是40岁以上的、齿德俱尊的老成之人;不能选择品行难以访问、为人不易了解的外地人,而有必要选择非亲即邻、相处已久,道德品行、已有公论的本地人。

学识丰博

教师的职责不止于“授业解惑”,但也包括了“授业解惑”。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没有好的品行不行,但只有好的品行而没有一定的学识更不行。可以想象的到,一个教师如果没有起码的学识,教学活动根本就无法开展。所以,古人在强调一个教师要“行谊谨厚”时,也要“文义通晓”;在突出“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励行”的同时,也指出“才华擅长”“经书熟习”“学问通彻”的绝对必要;在说明教师必须“以身率人,正心术,修孝弟,重廉耻,崇礼节,整威仪,以立教人之本”的同时,也强调要“守教法,正学业,分句读,明训解,考功课,以尽教人之事”。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经明行修、品端学粹、品学并称、文行俱美,或者说是行为世范,学为人师。

在论及师道时,古人时常感叹师道的逐渐式微。在清中期的陆以湉看来,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夏商周三代,最重视的是道德;而两汉时期,人们重视的是经术;唐宋时期,重视的是辞章;而明清时期,更降而为举业。“有志世教”的他“思所以救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经术、辞章和举业就百无是处,无益可废。实际上,在他的著述《冷庐杂识》中,就有诸多夸赞教师指画有方、让学生一举高中的事例。他不过是在感慨师道的日益狭隘,越来越偏枯,越来越不丰盈,走上了“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虫鱼”的道路。问题出在本末倒置,轻重失次,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弃经术、辞章和举业。

明朝学者冯时可在《雨航杂录》中,打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节义”好比读书人的“门墙”,“德行”好比读书人的“栋宇”,“心地”好比读书人的“基址”;而“文章”好比读书人的“冠冕”,“学问”好比读书人的“器具”,“才术”好比读书人的“僮隶”。诚然,基址不坚,栋宇不固,门墙不稳,难有大厦的巍然挺立,但没有冠冕、器具乃至僮隶的装饰,也不成华屋,难以称之为美轮美奂。进而言之,没有一定的知识和学养做基础,就难保德行不偏离正道,不流于表浅。所谓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贱;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离开了学的滋养,任何德性都会枯涩。只有具备一定的学识,才有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德性和德行,把问题看得深刻,对道理理解得透彻,才能有效地克服行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所以,学识既以德行为依归,又是德性的保证。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拥有丰博的学识,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作为教师“祖师爷”的孔子,他好学的精神、丰博的学识和他以身作则、以己示范,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的师德,共同构筑了“万世师表”的风范。他号召人们“博学于文”,认为只有和学问广博、见识丰富的人做朋友才有意义。他鄙薄饱食终日的懒惰,蔑视无所用心的自满,谦称有德性比他好的人,自信没有比他更好学的人。他忘情于学,以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甚至“不知老之将至”。他学而不厌,老而弥笃,一部《周易》,就被他读得“韦编三绝”。他不以“生而知之”自居,不以“不学自知,不问自晓”自诩,本着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一以贯之地“每事问”,随时随地不耻下问,以开放的心态,增益自己的知识,扩充自己的眼界。正是因为这样以学为志业,好学乐学,他不仅通晓并有能力整理和写作《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化典籍,而且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面对博学多通的孔子,人们一方面由衷地感佩,称颂“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另一方面把他当作一部百科全书般地请益问疑。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直接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实际上,一个“授经且句读不明,问难则汗颜莫对”的胸无点墨之人,往往成为人们的笑柄。《笑林广记》等民间笑话中,记载了大量这样的故事。比如,把《论语》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念白字;把《大学序》的开篇句,读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的读破句,把《百家姓》的开篇句,解释为“不过姓李的小猢狲,有了几个臭铜饯,一时就精赵起来”的臆测杜撰、强作解人等等。这样的嘲讽,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丰博的知识对于教师的重要。古人不仅有人师、经师之分,还有硕师、庸师之别。硕师和庸师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硕师有抱负,有学识,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丧失原则,不迁就东家;庸师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学问,只得不顾师道,佞谀谄媚,以固栖身,以图馆谷,以获束脩。

尽心敬业

教师从事的教育工作,是一桩良心活。姑且不说我国古代课程观念极弱,一年、一天上多少时间的课,一部书用多少时间学完,几乎完全由教师自行决定;即便是在同一单位时间内,教师也有用心和不用心以及用心到什么程度的区别。所以,教师的工作量无法精确测算,教学质量也难以准确考核,教学效果更是要多年乃至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教师工作效益隐性而不是显性、长期而不是即时的工作特点,也就要求教师除了具备高尚的道德、渊博的学问之外,还要求有对自己工作的忠诚,对东家信任和托付的负责,对他人子弟前途乃至家族命运的郑重。这样的自律,这样的情怀,用古代的话来说是尽心,用现代术语来表述就是敬业。

敬业就是崇敬自己的职业,不苟且,不懈怠,以一种敬畏的态度、一种虔诚的心情对待自己的工作,忠于职守,把自己的职业和一种高远而神圣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全身心地忘我投入,努力做好分内的事情。教育的对象,被寄予了读书明理、延续家业的使命,肩负着通过读书来改变家族命运、光大门楣的重任。他们的身后,或许是寡母的“饮冰茹蘖,艰苦万端,举目无依,专望其子成立”;或许是“单传之子,累世宗祧关系一身……其先代更无可属望之人”;或许是没有文化的父母,“苦不知学,辛勤拮据,令子从师,专心相托,望眼欲穿”。即使为了这些殷切的希望不至于落空,也有必要尽心加意,全力以赴;何况还有东家的礼待,子弟的崇敬,就使得这种冀望更加深切乃至沉重。“父母为子延师,竭力措办束脩,加意供奉饮馔,安心委付,即如托孤寄命的一般,日望其子明理醒事成人。子弟就拜门墙,尊称之曰先生,亲称之曰师傅,俯躬听受,即如投胎望生的一般,日求其师傅传道授业解惑。盖人家一代之兴替,全关子弟;而子弟终身之成败,系于师长。西席一位,并于天地君亲之列。其责任之重,为何如哉?”一个家庭的盛衰在子弟,而子弟的成败在教师。子弟秀良,则家道昌盛;教师失教,则子弟愚顽而家道衰败。一个教师,实在是一个家族“数世所依赖”。这样看来,教师的工作就不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而是事关他人前途命运的神圣事业。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识,石成金在《传家宝》中,专列《师范》一章。其中既有《随时用功》,提醒塾师启蒙教育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不可一刻放松,对于童蒙“一切内外事体,都宜时加提拔,不是教伊句读识字,便足塞责”;更有专门的《时刻尽心》,教诫老师“督课必须严紧,讲贯必须透彻。文艺之外,必须一切人情世事、品行心术,俱当一一指示,令其朝夕熏习,庶有裨益。若喜其聪明,更不督责;恶其顽钝,便不鼓励;或作文不加评阅,或读书不立课程;悠悠忽忽,误人子弟,问心岂不缺然?至于旷馆闲荡,一曝十寒,其过不可不戒。”

尽心是师道的核心内容,也体现在教师生涯的全过程之中。如果别人延请之初,自己不愿意接受,或者自量才疏学浅,难当此任,就不应该贸然应允,而要勇毅地推辞。做了教师之后,如果和东家的教育理念严重冲突,那就不应该贪恋自己的职位,因循苟且,循人之私,阿谀主人,奉承学生,全然不尽为师的本分;而有必要从东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从子弟健康成长的大局着眼,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直道无隐,尽心无愧。为了获得修金,不顾实情,轻率应承,草率应付,就是欺心。“不思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不惟管束不严,且纵放以市恩;不惟督课不勤,更姑息而避怨。冒滥时名者,会文拜客之事多;经营俗务者,离家进馆之日少。即有株守者,勤于自课,懒于教人,存心苟同,涂饰是事,暮四朝三,一曝十寒。既鲜日进之功,焉有日计之效?”这种误人子弟的罪过,等同于图财害命。又由于它不只是害人身,而且害人心,不只是害一人,而且累及人家数代,这样不尽心的“欺心”,甚至是比害人一命更重的罪过。

教育是需要有爱心和热情的工作,是一项必须投注全部心力的事业。如果缺乏对于教育事业的敬重与热忱,缺乏对于教育对象的热爱和负责,以简单的完成任务、应付差事的心态从事这一工作,就是不称职、不合格的。教师受聘执教和设学施教,为了谋得馆谷,获取修金,以仰事俯育,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教学不是单纯赚取束脩的手段,不是一项为了谋生而不得已的活动。古人一方面强调做东家的、为父兄的,不可吝惜学费,轻慢教师;另一方面也劝谕教师,“不可计较学赀,而阻人殷殷求教之心”。束脩的多少,主人礼遇的厚薄,不应该成为是否尽心的考量要素。真正的尽心,就是不计报酬的竭尽所能。即使遇到贫寒人家,不能筹办学赀,“亦宜体大道为公之心,竭力施教”。甚至有的子弟,根本没有随自己受学,从与人为善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指导提携,曲为成就。作为教师,最不应该的就是因为赀薄而倦教;在自己的所得和自己的付出不匹配时,不尽心尽力。“既嫌赀薄,应不受人之请。既受人请,即当忠人之事,岂可草率为教,而误人子弟哉?”可以选择推辞和婉谢,不做教师,但既然做了,就要尽一切可能做好。

善教有方

教学是一门艺术,是一个教师性格气质和学识素养的集中体现。对于同样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师有着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中国古代,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教什么,由教师根据自己的认识和能力自主选择;怎么教,更是百花齐放,各不相同。如何教,不仅直接影响了学生能否产生学习的兴趣,从内在产生一种驱动,自我强迫地走进教育的过程之中,变“要我学”而为“我要学”,而且决定了教学效果的好坏,决定了教学目标的实现与否。所以,教师的善教和学生的乐学,有着直接的关联。“弟子称师之善教,曰如坐春风之中;学业感师之造成,曰仰沾时雨之化。”在论及一个人有所成就的因素时,旧时说得最多的是个人的天资聪颖,刻苦勤学,此外就是教师的训导有方,高明善化,让学生如坐春风之中,仰沾时雨之化。

善教有方因此成为教师的重要品质,师道的核心内容。一个称职的教师,不仅应该能教、可以教,而且必须会教、善于教。在古代,更换教师是一件大事,人们通常反对轻易更换,认为这不仅是对教师个人的不尊重,而且是对师道的亵渎和轻慢。但是,如果遇到实在不善教的教师,就连“木铎老人”余治这种极端保守的人,也主张辞退另请。“延师一事,最宜审慎。倘不善教导,即应辞却另请。”而那些有学有识、尤其是善教的老师,也就能够获得学生的好感,成为家长们争相迎致延请的对象。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官员也深知教师的教法对于教学和学生的意义,很注意教师的“训读之方”。比如,叶镇在《作吏要言》中曾建议:地方官员在下乡经过学校时,“不妨到馆,先与馆师讲究训读之方,示以学徒应读之书。下次经过,复至馆查问奖劝。不徒知馆师学问教法,学徒内有资性可以上进者,亦可物色。”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广大教师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比如,在古代有关启蒙教育的文献中,除了蒙书即教材之外,流传最多的就是关于教育方法的文献。如宋代王日休的《训蒙法》,明代沈鲤的《义学约》、吕坤的《蒙养礼》和《社学要略》、佚名的《教子良规》,清代王筠的《教童子法》、陈芳生的《训蒙条例》、唐彪的《父师善诱法》、石平士的《童蒙急务》、陈惟彦的《幼学分年课程》、陈介祺《授蒙浅语》、王廷鼎《彪蒙语录》、锡山三素居士的《蒙筏》、方浏生的《蒙师箴言》、黄庆澄的《训蒙捷径》、计恬的《训蒙条要》等。其他如明代王阳明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各种各样的义学章程、学塾规条以及家谱中众多的塾规、塾铎等,也有很多相关的论述。

一个教师,如果能有效运用这些文献中所总结的原则和方法,就属于善教。这其中,既有教育的一般原则,如以豫为先、及早施教,德教为主、蒙以养正,教之以事、培养习惯,宽严有节、宽猛相济,不动火性、不轻扑责,择一顽劣、惩一警众,多说恭敬、少说防禁等等;也有教学的原则,如识字为先、目标单一,量资循序、少授专精,诵读为主、适当讲解,可法宜戒、引导践行等等;还有具体的教学方法,如学习礼仪与习惯养成、讲说故事与日长月化、认字仿写与识字教育、诵读为主与记忆教育、作诗作对与写作教育、歌谣舞蹈与游戏放松等内容。这些原则和方法,贯穿在我国传统教育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既是传统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指导了千百年来我国的教育教学实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所在。作为古代教育珍贵的遗存,很多在现今的传统文化教育中,依然具有不朽的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