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民俗节日的“变”与“新”

———毛巧晖谈非遗视域下的民俗节日转型

文/本报记者 张丽

2019-02-11期09版

编者按:

自2006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开启以来,非遗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也为民俗节日研究打开了创新思路。在非遗保护过程中,传统节日习俗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非遗保护为民俗节日研究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如何使这种新型节庆习俗,成为乡村文化建设资源的契合点与生长点?带着这些问题,本期学术周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毛巧晖,请她来具体分析非遗视域下民俗节日的转型及其学术研究的新思路。

民俗节日研究的“变”与“通”

学术周刊:进入21世纪以后,民俗节日研究在我国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毛巧晖:2006年我国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今已有十余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界搭起了一个新的平台,民俗学、文学、戏曲学、艺术学、人类学、建筑学等多学科在这一学术话语下交融共筑,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

在这一领域中,民俗学者积极活跃,使非遗成为带动民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话题与推手,在民俗学中形成了新的研究视野。尽管“非遗是块唐僧肉”,但不同领域在“吃法”上有不同理路。民俗学因为关注非遗,逐渐将“民”“俗”“民间”转入国家话语空间,其对非遗的研究涉及保护内容、保护原则、保护方法、保护伦理等,这些亦呈现了民俗学者在非遗研究中渐趋深入的学术历程。而对于学术问题的探究,则经历了“本真性”“原生态”“文化保护区”以及关注非遗的不同层面(政府、学者、文化承载者)、传承人(传承主体)等,上述问题的演化恰恰反映了非遗的学术史历程以及理论的内在变迁,同时也呈现了非遗研究的发展路径。

随着非遗研究理论渐趋深入与成熟,其从初起之时的喧闹渐趋理性思考与学理分析。节日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民俗节日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在众多话题中,“民俗节日在当下社会的发展”这一话题引起了学界的热议。

传统社会的大部分节日都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它们何去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改变了节日民俗的传统样态?它对节日的未来发展有何意义?学者的关注点有民俗节日的节庆转型与建构以及新型节庆与公园文化、旅游对外传播等,用“传统的发明”“嵌入理论”“脱域与回归”理论视野予以观照。这些对于民俗节日研究而言,都超越了传统的单向度与平面化研究。“当前,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时期,充满不确定因素。自古以来,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动员起来并充满热情地保护过去的遗产,特别是在不同社会间大范围接触和对资源进行以消费为导向的过度开发的背景下。这种遗产保护意识的产生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地方性的生产’及其模式与机制的转变;同时还造成了一个代价,即在周围一切或几乎一切遗产都消失的时候,感到惊恐的人们才去寻找坐标和里程碑,以维系他们陷入剧变中的命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遗产的生产,不论是遗址、文物、实践或理念;这种遗产的生产能够恰如其分地被视为一种‘传统的发明’。”

民俗虽不是从无到有,但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村落文化逐步转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代表性项目卷》中“敛巧饭条”,“敛巧饭”写在“元宵节”名称后的括号内,即“元宵节(敛巧饭)”,对其内容的描述突出了感恩、春耕及乞巧。

民俗节日的

“传统”与“现代”

学术周刊:民俗节日的非遗化,在某种层面来说,是将传统节日纳入了现代生活秩序,在“传统”融入“现代”的过程中,有哪些突出特点?

毛巧晖:在非遗化的过程中,民俗节日通过标准化规范,进入了社会公共领域,纳入了现代秩序,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转变。元宵节快要到了,就以前面讲到的“敛巧饭”为例来谈。“敛巧饭”是北京怀柔、延庆一带元宵节的特殊风俗活动,其包含“扬饭喂雀儿”“乞巧”等。这一习俗蕴含了早期的太阳崇拜、鸟信仰以及女性乞巧、春耕仪式、敬老等文化元素。这一民俗节日在2008年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遗产化过程中,逐渐转换为“‘敛巧饭’民俗风情节”。在转换过程中,它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从时间程序、敛取食材过程以及参与人员的安排都纳入了现代秩序,同时它也被标准化、规范化,具备了现代性、娱乐性。具体而言:

一是传统习俗时间观转换为“日程表”。从2006年开始,很多传统习俗不再是村民的自发活动,而是开始由村、镇政府策划、组织,成为有关行政部门主导的公共领域的“民俗节庆”。政府参与及组织的优越性就是各种活动规范统一,使传统习俗纳入了新的社会秩序范畴。“日程表”的出现,意味着民众的习俗时间观念被纳入“现代时间”观。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群,时间观念不同。正如《走进他者的世界》一书中所说,在田野调查中,经常会遇到被访谈人不按时出现,或者问他某地有多远的时候,对方的回答是“半天”或者“一顿饭的时辰”。一旦传换为“日程表”就意味着这一民俗活动的时间统一化为“现代时间”。民众的各项相关活动,都要按照这一时间执行,当下民众大多已习惯在现代时间中生活、工作,虽然时间范式转换了,但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太大不适。

二是传统食材敛取方式与现代食品安全的抵牾。往年正月十五当天,我们曾前往北京郊区某村敛巧饭制作现场,访谈了8位参与做饭的女性,一位负责敛巧饭“做饭组”的男性以及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提到了食材关乎食用者的身体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敛饭”过程就被置于“食品安全”的对立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到处飘扬着赞助商的广告标语。现代商业机构介入传统习俗,他们更多为民众提供的是现代社会保障,而这恰是传统习俗活动所缺失的,成为传统民俗活动的一个良好补充,只是将传统食材置于食品安全对立面,这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这一活动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敛”的文化意义及其实践。在“‘敛巧饭’民俗风情节”的举办中,举办方对此进行了一定弥补。他们在活动中举行了“敛”的仪式,组织16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到村边的两三户人家象征性地敛取白菜、萝卜、大米、肉等。这就使得一些文化实践活动转换为“仪式”,今后这一文化现象将作为仪式留存在民俗活动中,其实用意义则渐渐消失。这是在新的民俗风情节中做得相对完善的一点,值得进一步推广,为其他新型民俗节庆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此外,还表现为由自在参与转向统一安排,以往很多习俗过去主要是几家人聚在一起,或者大家聚在村落的公共场域(如村里的街道或村边的河套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国家的重视,很多民俗活动开始由村镇等政府部门统一管理规划。文化承载者、文化传承主体逐渐成为了新型节庆的“工作人员”,既然是工作人员就要按照现代社会薪酬规范接受相应的配给,同时他们渐渐开始淡出了节庆的核心,这给他们造成了压力感与焦灼感。在今后民俗节庆的举办中,应该关照民众的文化传承,他们作为文化承载者不能从民俗节庆中逐渐“隐去”。他们渐渐失去了文化传承主体的位置,这一仪式表演也会逐渐出现前文所说的“脱域”现象,他们会逐渐丧失文化的“土壤”。总之,参与“扬饭喂雀儿”仪式的主祈福人与陪祈福人的活动,更多是仪式的表演,这一表演是舞台的延伸,他们在观众面前展示被“提炼”的文化元素,而这些元素却远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展演更多是将陈列在博物馆中或文本的文化事象通过具体活动展示出来,在展演的过程中,策划者与表演者都在追寻吸引观众或者社会关注的文化要素,这与民俗事象本身的发展有着一定的隔阂与距离。这恐怕是民俗节日最应警惕以及改进之处。

注重新型民俗节日的多样性

学术周刊:新型民俗节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毛巧晖:在这一形式中须注重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多样的功能,应将传统节俗中的重要文化元素转换为当下社会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在现代视域与社会秩序的规范下,传统节俗有了新的内涵,如现代性、娱乐性,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传统节俗的某些文化因素被抛弃了。且除了其核心要素仪式展演渐趋“陌生化”外,民俗节庆的文化内涵也开始单一化。如“‘敛巧饭’民俗风情节”作为元宵节北京的民俗文化活动之一,虽然有地域性特色,但已将“鸟信仰”“乞巧”等文化意蕴抛弃,主要存续了契合大众文化的“感恩”,当地有学者提出希冀将其作为中国“感恩节”予以推广。而对于可以充分利用的新型民俗节庆生长点的“乞巧”等,并未进行挖掘。

民俗节庆功能单一化、平面化,尤其在文化宣传与仪式展演中只是彰显其旅游文化的意义,而其调节村落人际关系的功能却逐渐减弱。春节是当下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亲朋好友聚合不再是关注“祖先祭祀”“家族团圆”“邻里和美”“乡规民约”,在春节文化聚合的“庙会”中,更是成为商品与文化“消费”的大杂烩。北京各大庙会,“花会”可谓文化盛宴,但其表演的“仪式性”式微,其所包孕的社会、聚落关系更是隐匿。过去“敛巧饭”习俗中,村民在一起吃“所敛取的食材”做成的大锅饭,他们在一年中人际关系的不快与摩擦,在这一活动中就烟消云散,同时也形成了村落凝聚力。但是现在村落文化传承主体成为了“敛巧饭”民俗节庆的工作人员,这一功能完全消失。“端午节”则简化为“龙舟”“粽子”等文化符号,“七夕”被宣传为“中国的情人节”,节日背后国人的“卫生观”“情感叙事”被忽略。对于这些重要的文化资源,如何通过融媒体,从形象塑造到文化参与层面让文化持有者与“旅游者”(文化他者)充分发扬与吸纳,逐步将其转换为当下村落社会、都市社区发展可资借鉴的资源,值得我们思考。

此外将民俗节庆作为“文化资本”,这对于推动乡村的振兴,可能是一个重要途径,但作为“被展示”的文化,须注重文化承载者的主体性以及节日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功能的多重性、节俗活动的整体性等,以探寻其作为乡村文化建设资源的契合点与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