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杨朝英 摄影/本报记者 齐波

核心阅读

★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经济治理一直致力探索解决的核心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于现阶段目标任务的战略选择，也蕴含着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经验智慧和文明传承。这对我国和世界各国都是多赢的决策。

★古代中国人对外交流遵循“和而不同”，现在依然如此。这也是国际上流行“汉学”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发现，从传统文化出发理解现代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个不错的途径。

我们抵达那天，海面至少有一万五千艘船。

这里人口超二十万，比威尼斯还多。能听到一百种不同口音。

夜晚，城市被映照得特别灿烂，直到太阳重新升起还挤满了人。

1271年，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把在刺桐城的经历写成了一本30万字的书，取名《光明之城》，寓意人类文明融汇之地。

刺桐城，就是南宋咸淳年间的福建泉州。

德安科纳见到的船、港、商人，正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片段。

现实，是历史的投影。

今天，“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纽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号角已经吹响，一场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正在展开。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历史的回应

大国，有大国的逻辑。

有学者指出，在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明清时期，国民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

如，国内市场支撑产业发展，社会实现了深度分工与协作，以及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历史上，中国不仅农业、手工业、商业体量巨大，规模可观，而且在社会需求与供给两端实现了宏观调节与动态平衡。

当然，这个平衡一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评价说，从经济角度解读，秦推广郡县制和统一车轨、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措施，是一次带有政治自觉性质、促成内部大市场的历史实践。

3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站在北京通州漕运码头岸边，春风掠过，明清时期南粮北运的繁荣场景，似乎就在眼前。

很难想象，这条南北长度超过1000公里的河道，是由“纯手工”开凿而成的。

公元605年至610年，耗费百万之众、亿万之资，隋朝修成了大运河。

至此，在中华大地上，除了黄河、长江两条东西走向的母亲河，又有了一条南北走向的生命之河、黄金之河。

贺云翱发现，北宋继承了隋唐大运河遗产，把首都东京（今开封）放到大运河旁。南宋虽然移都临安（今杭州），其实还在大运河旁。

大运河进一步拓展了全国性市场规模，巩固了国家统一。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长期追求平衡的过程中，古代中国的经济治理成果，远超今人想象。

有学者认为，中国从秦汉就建立了世界最早的“现代国家”，早于欧洲1800年。这就不能不提汉武帝的经济治理模式——

除了统一全国货币铸造，为平抑物价，推行均输法、平准法。前者利用官营网络，把一地富产物品，运到欠产之地出售，以调剂余缺。后者利用官方储备，调控商品价格。

这些制度，即便放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放在全球比较，依然不落后。

也许，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规律具有普遍性、经济治理具有共通性”吧！

透过历史，我们发现，这些规律、治理手段都指向一个重要命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两者的关系。

到了21世纪，这个命题依然困扰着全球经济学家和管理者。在货币政策上的滥用、在财政政策上的窘境、在产业政策上的无力，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三大痛点。

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经济治理一直致力探索解决的核心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畅通国内大循环，对这个命题做了一次历史回应。

前进的密码

历史，藏着前进的密码。

纵观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立足国内的内需驱动型经济，是做大做强国内市场乃至大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大国经济实现崛起的基本模式；

第二，在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大国经济体无不经历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阶段，最终也无不转向以“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这不是巧合，而是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使然。有学者把它总结为“比较优势理论”。

沿着中国经济史的脉络延展至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也是在沿着这个逻辑在演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介绍说，改革开放以后相当时间内，我国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发展模式，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

同时，张连起在接受采访时呼吁，我们要高度重视一个问题，即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这需要我们迫切增强经济自主性，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事实上，我国内部统一大市场一直在不断深化发展。

以交通为例——

到2020年，我国铁路网已达15万公里，其中高铁3万公里，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75%，10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约80%。

到2035年，我国铁路网总规模将达到20万公里，综合交通网线网规模约达70万公里。

这只是推动中国经济大棋局演化的一子或一隅。

察势者智。

我国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

我国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

所以，我们才能在经济布局的大棋盘上，落子频频，妙手不断。

驭势者胜。

对全球来说，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

对中国来说，诸子联结，互相拱合，方成其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之势，同时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历史的逻辑。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有战略抉择的主动性。

“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于现阶段目标任务的战略选择，也蕴含着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经验智慧和文明传承。这对我国和世界各国都是多赢的决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说，历史反复证明，得道者多助！新格局必然会带来更为光明的前景，也必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无限的未来

无论国内治理，还是参与国际经济外循环、经济治理，“和”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关键词。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提醒说，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国际经贸关系面临深刻调整，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功能，避免文明对话产生误读。

王学典认为，古代中国人对外交流遵循“和而不同”，现在依然如此。这也是国际上流行“汉学”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发现，从传统文化出发理解现代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个不错的途径。

杨朝明进一步解释说，国际交往中，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王道就是以德行仁，让人心悦诚服；霸道是用兵甲之力，用武力让人屈服。

中华文化反映在国际经贸交流上，最显著的成果是丝绸之路——一条商业之路、和平之路和文化之路。

贺云翱分析说，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即便面临民族冲突危机时间最长的宋朝，当西夏攻下河西走廊之后，宋王朝仍然通过今青海省境内的丝路南道，与中亚国家进行贸易。

“宋朝海上丝绸之路远比唐朝发达。菲律宾群岛上的麻逸、蒲端等国首次见于当时文献。”贺云翱说，随着国际交往深入，也促进了中华文明发展。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就记载了世界上很多国家。

有学者研究表明，公元10—15世纪，不论是繁盛一时的“东亚经济圈”，还是持续不辍的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抑或是新航路开辟之初的中西贸易，都是中国经济立足自身、带动周边、影响世界的生动事例。

历史无数次证明，和平交流，一定会双赢或多赢；闭关自守，一定会落后甚至挨打。

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中国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三年来，无论环境怎样变化，进博会每年都如期举行。习近平主席连续三年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欢迎四海宾朋。

今天，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人依然信奉“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哲学，不会轻易像别人那样动辄“退群”“退圈”。

今天，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面向未来，加快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一定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更大的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更大的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的保障。

鉴往知来。

历史看似循环往复，实则各有不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