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奚冬琪

“心智障碍者”，是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唐氏综合征、智力发育迟缓、部分脑瘫和癫痫造成的发展障碍等障碍人群的总称。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1200万至2000万心智障碍者，他们在沟通表达、学习能力和社会互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

人们近年来对于“心智障碍者”中的自闭症障碍者的了解相对更多。但由于社会长期以来对这个群体的残缺认识，使得这一人群给人们留下了“缺乏能力、无法自理、需要被照顾”的印象。但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培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是可以掌握劳动技能并实现就业的。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严慧英就带来了一件名为《关于促进提升面向心智障碍者的中职教育发展的建议》的提案——

让心智障碍者也能自食其力

“我的日常工作是咖啡厅前场服务员，可以做简单的服务，给客人倒水、送餐。我工作已经5年了，在经理和同事的指导下，我一点一点在进步。”3月23日，由中国好公益平台和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心智障碍人士就业议题研讨会上，28岁的魏来用略微缓慢但又自信满满的声音和大家分享了她的工作经历。

魏来是一名心智障碍者。因为有智力方面的残疾，她很难找到工作。但通过接受专项岗前培训，魏来学会了如何走入社会，并得到了一个由公益组织开发的工作岗位。魏来说，这些年，她在工作中交到了许多新伙伴，家庭生活也发生了一系列欣喜的改变：她和同事、客人都成为了朋友，还能记住常来喝咖啡的客人有哪些喜好。在咖啡厅有稳定的工资，也能自食其力。现在，她的父母比起前几年轻松快乐很多。父亲有时间搞自己的收藏，母亲也有时间游泳、学跳舞了。工作已经成了魏来最快乐的事。

被低估了劳动能力的心智障碍者

数据显示，在我国，处于职业教育适龄段（15-19岁）的智力障碍者约有53万。而能接受系统职业教育并获得工作机会的，却是少之又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智障碍者家庭希望通过就业使孩子减少对家庭依赖，融入正常社会生活，使得群体就业需求不断增长。但由于社会普遍存在对心智障碍者劳动能力的低估，认为心智障碍者认知能力较其他障碍类型人士更低，有刻板行为和沟通障碍等，造成大量适龄心智障碍青年赋闲在家。

虽然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出台了与残疾人就业的相关政策，但现实中，用人单位缺乏接纳心智障碍者就业的经验、普通就业岗位与心智障碍者能力无法快速匹配、行业内辅助支持人员数量奇缺、政府对用工单位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税收要求严格等问题，都成了心智障碍者就业探索之路上的障碍。

面对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开始有社会公益组织尝试着去帮助这些心智障碍者获得就业支持。给魏来进行岗前培训并提供岗位的北京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就是其中之一。2013年至今，已经有数十名和心智障碍人士在“融爱融乐”的帮助下，获得了自己的心爱工作。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理事长、“融爱融乐”总干事李红介绍，心智障碍者虽然有一定的智力障碍，但在国外相对发达的国家，就业率依然能够达到30%以上，而在我国，这个数字不超过10%。心智障碍者自身的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障碍，但在一些简单重复性工作上，是有优势的。因此，通过专业的就业辅导员对心智障碍者进行评估、培训，结合企业用工需求，匹配相关岗位后提供一定时期的在岗支持，待心智障碍者稳定就业后辅导员逐步退出工作场所、只提供不定期的跟踪支持，其实是完全可以促进心智障碍者融合就业的。

李红说，心智障碍者接受支持性就业服务的过程，就像在给他们和全社会打开了“天花板”——参与工作，让以往在家庭中过度依赖父母、或被“过度保护”的心智障碍者能够快速成长，学会灵活应变各类问题，变得更加的独立；而企业则会获得一个更加稳定的员工，同时也让组织文化变得包容、开放；对全社会的意义则是在于心智障碍者的独立性增强，长期社会投入、特别是在托养服务方面的成本将大大减少。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心智障碍者自身的发展，还是结合我国国情，李红都认为，应该让社会看见和相信心智障碍者的人格和能力，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秉持着这一信念，李红和很多致力于心智障碍群体社会支持工作的公益组织都在努力着。同时，看到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关注整个残障人群的福祉改善，他们也希望通过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更有影响力的人，为心智障碍者发声。

委员参与，让群体更好发声

今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严慧英第4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有关心智障碍群体的提案了。

几年前，在了解到严慧英一直非常关注尘肺病患者等弱势群体后，有着一位自闭症孩子的融合中国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网络理事长戴榕和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的家长们找到她，希望能用提案的方式为自闭症障碍者呼吁。在经过几次接触后，严慧英了解到自闭症孩子入学难、学校缺少专业师资等情况，并渐渐被家长们的坚持和自闭症孩子的坚强所打动。

2018年全国两会，在结合了相关公益组织的调查数据，并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后，严慧英撰写了“建议要求所有师范生必修课增加融合教育的内容”的提案，并在同年收到了教育部“将健全法律体系、研究制定随班就读相关文件、提升普通教师的融合教育素养、加强融合教育的督导评估”的回复。这让严慧英和相关公益组织都十分振奋，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坚持方向，年复一年，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信念。

此后几年，严慧英和多个心智障碍者公益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每年两会召开前，严慧英也都会了解他们遇到的新问题，完善和充实自己的提案。“促进精神、智力残疾人就业”“继续推动融合教育”等都是她持续关注并提出建议的方向。

2020年9月，严慧英参加了心智障碍群体组织的一场线下活动。活动中，无论是心智障碍者家属的分享，还是心智障碍者的文艺表演，都让严慧英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同时，她也了解到，随着心智障碍者年龄增长，如何走入社会、获得工作，成为了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尤其是接受中职教育的机会不足，导致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依然难以获得就业机会。为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严慧英再次提交了和心智障碍者有关的提案，建议促进提升相关中职教育的发展。

严慧英在提案中指出，我国心智障碍者中职教育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就是教育者倾向于认为心智障碍者难以就业或只能在庇护环境中就业，因此不需要养成完善的职业素养和就业技能，在教育中放松了对于心智障碍者的要求，课程设置单一，内容过于简单，导致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企业要求。

而实践证明，心智障碍者能够有效完成一些劳动技能，但是就业的核心困难是社会适应性及职业素养，这部分工作目前在相关职业教育支持中缺乏重视。又由于不重视就业导向，多数职业课程做不到一人一案，即根据每一位心智障碍青年的特点定力适合的培养目标。而一人一案（或个别化教育）才是真正能够提升残障群体就业率的有效手段。

“以就业为导向”，促进心智障碍者的就业及社会参与

这些年与心智障碍者的接触，让严慧英看到了这一群体身上的可能性：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参与空间，学着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将不断学习如何与社会相处，拓展和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源网。他们完全可以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和人生。

为此，严慧英在提案中建议采用多元化办学形式，普及心智障碍者中等职业教育。鼓励各地采用多元办学模式，扩大心智障碍者中职教育规模。可采用的办学形式包括：建立专门的培智职业高中，发挥专门办学的优势；鼓励培智学校和综合性特教学校建立职业教育部；鼓励普通中职院校以融合教育和资源班等形式开展面向心智障碍者的中职教育。

同时，鼓励培智学校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素养养成体系，搭建多方联动的专业支持系统，推动中职教育真正落实“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鼓励德才兼备的高校研究团队和一些中职教育项目开展合作，共同推动课程及工具开发，加强师资培训，并从多维度建设面向心智障碍者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搭建以就业为导向的评估系统，使中职教育服务于心智障碍者的职业。提供相应的税收减免或项目补贴等激励政策，促进校企合作，让更多企业与开展中职教育项目的特殊学校、职业学校合作，鼓励企业在提供实习机会、就业推荐等方面发挥积极角色，共同提升心智障碍者的职业素养，增加就业机会；鼓励学校、企业重视与民间就业服务组织的合作。

从对心智障碍者的不了解，到逐渐对这一群体的需求感同身受并提出建议。严慧英坦言，这确实得益于相关民间组织的努力。她提到，这些民间组织在心智障碍者就业方面具有前瞻性，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学校和企业应当重视民间组织的专业角色，让民间组织发挥桥梁、专业支持和第三方监督的功能。

作为严慧英提到的民间组织代表，晓更助残基金会的机构研究员倪震也认为，改善促进心智障碍者就业，首先要树立平等意识，不能唯能力论，而是要认同“人”的价值。同时，需要系统发展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衔接教育体系；重视就业辅导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发展，让更多愿意投身到这个行业中；调整低保、福利政策的衔接，解除心智障碍者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愿意尝试就业；采取系统建立信息反馈和监察督导，减少、杜绝“挂靠式”假就业等措施，切实推进残疾人特别是就业困难的心智障碍者的就业及社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