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程恳

“我们是来自河南的一群农民工，今天来信特别感谢海淀区政协各位领导，感谢您们培养的优秀政协委员黄乐平律师。”2017年6月的一天，一封62名农民工联名写的感谢信，寄到了北京市海淀区政协。

事情源自2015年底。袁纪龙等62位河南籍农民工在河北廊坊务工时被无故拖欠工资，四处奔波无果。在海淀区政协委员、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义联”）主任黄乐平律师的法律帮助下，案件得到圆满解决，39名农民工拿回工资总计526310元。

“知道他是政协委员，我们就想给组织写封信，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委员在为我们农民工无私奉献。”

到北京领工钱的那天，黄乐平还不忘把工人们的盒饭一一买好。“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袁纪龙感叹。

而类似的好事，黄乐平已做了15年。

■ 两个世界

即便过去了十年，陈淑静也难忘那一天。

2011年，在义联工作的她随黄乐平一起，驱车400余公里，从北京来到河北承德围场县的一个村子，探访法律援助对象郭海良。

临近4月，从春意盎然的北京来到寒风凛冽的围场县，陈淑静像是跳进了另一个世界。越过一条冻得厚厚的冰河，穿过裸露着红砖的围墙，走进静谧封闭的四合院，他们见到了躺在床上吸氧的郭海良。环顾四周，炕旁边白色吸氧机，是灰蒙蒙的家中唯一亮眼的家具。

身为三期尘肺病人，郭海良加大吸氧量，说了比平时多很多的话，不停地重复着感谢。回忆起那一刻，陈淑静说自己觉得汗颜：“我们能做的太少太少了，并不能使这个家走出困境。”

事实上，义联已经做了很多。

在义联的帮助下，郭海良和工友得到了职业病诊断的机会，并被劳动部门认定为工伤。但残酷的现实是，相对于巨额医疗支出，赔偿金只是杯水车薪。仍有很多郭海良们，在经历生死考验。

“他们似乎离我们很远。在你想象之外的世界谋生，在你所不知道的角落痛苦。”不仅陈淑静一人有这样的触动。在离开义联多年后，90后律师张莹莹还时常想起那些未解决的问题，夹杂着一些“莫名清晰的细节”。

一位到访的工友自述十几年前在小煤矿中干活，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日复一日吸入大量粉尘。多年后煤矿关闭，他回了老家，渐渐觉得身体不适，被诊断患上了尘肺病。在山上放羊，慢慢地，“撵不上羊”了。唯一能拿出当年在煤矿工作的证据，是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还是个年轻人，站在矿口，笑容灿烂。但这张记录了往日欢乐的照片，如今并不能帮上他。

这位尘肺病患者举着照片的场景，一直印在张莹莹脑海中。张莹莹坦言，从没想过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当这些问题落在真实的个体身上，当他们和他们的命运鲜活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不是一句‘爱莫能助’可以自我开解的。”

两个世界带来的刺痛感，黄乐平感受了太多。这也正是他致力于改变的动力。

义联，取意于“义工联合”。2007年，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黄乐平在《告义联诸君书》中慷慨陈词：“义联诸君当以何为衡？自当以义助残弱众寡为衡，以研究劳工权利深浅为衡，以劳工群体信任高低为衡。”

做公益，既微小也宏大。

“维权咨询和法律援助能够帮助劳动者解决燃眉之急，但受益者终究还只是个体。”黄乐平的“野心”很大，大到“愿天下劳工俱欢颜”。在他的谋划中，除了针对个体的法律援助，义联还要进行普法宣传以及政策、立法建议研究与倡导，推动中国法治建设，从而“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

■ 一次经历改变一个人

见到黄乐平，是在他北京海淀区知春路的办公室里。身高近一米九的黄乐平，穿着深色西装，走起路来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沉稳可靠。

黄乐平被媒体称为“工伤维权第一人”。为什么要做公益？这是很多人问他的问题。

2006年，义联起步于农民工聚集区的一个小工棚。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条件艰苦、经费紧张的状况。从小工棚走到现在，从三个人到三十余人，从一条热线到建立民间智库雏形，义联用了15年。

也是这15年中，义联代理法律援助案件逾1.2万件，帮助受援人获得赔偿超过4.6亿元，累计无偿提供法律援助超过21万人次，受惠人群超过70万人次。

“你相信一次经历可以改变一个人吗？我相信。”黄乐平谈到自己申请工伤的亲身经历。

那是2003年春节前夕，某中央企业集团工会组织了一场职工篮球赛。黄乐平是这家央企的专职法律顾问，酷爱篮球的他作为队员参加了这场比赛。断球、运球、突破、过人……突然，赛场上的黄乐平感觉右膝一疼，摔倒在地。

膝伤远比想象中严重。经医院诊断，为右膝关节韧带断裂、半月板撕碎。带伤工作一段时间后，甚至走路也成问题，医院通知手术。黄乐平向单位申请了工伤认定。

没想到的是，工伤认定历经艰难。遭遇压力的同事原本提供了证言，后来又悄悄索要回去；人事部用修改液把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上的“行动很不便”“十分痛苦”“极为难受”等涂掉……11个月后，黄乐平终于等到了“伤残6级”的评定结果。而工伤待遇的落实，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如果我不是律师，工伤认定还会难成什么样？”这，是黄乐平脑子里常冒出的一个大问号。

为了申请工伤保险，黄乐平恶补了劳动法相关条文，查阅了国家图书馆所有工伤实务处理方面的书籍。令他意外的是，市面上没有一本书能满足他的维权需要。尤其是工伤认定和工伤待遇落实流程上，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不够专业。

“像我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士都感觉艰难，普通人哪里看得懂？”黄乐平决定，“我要写一本既专业又‘傻瓜’的书，让农民工都看得懂。他们也许请不起律师，但可以按照这本书的指导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黄乐平编写的《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于2004年9月出版。这本57万字的著作，首次印刷5000册，三个月即销售告罄。次年，出版社推出第二版，印刷1万册，也很快断货。随后6年间，这本书重印7次，发行了十几万册，成为法律读物中不争的畅销书，被誉为“最实用的维权工具书”。

自此，黄乐平继续专心研究，针对劳动领域里面职工缺乏的法律知识，不断推出新作，一举跻身工伤维权领域的权威专家之列。

“出一本书，可能比做十个案子对社会更有贡献。”黄乐平说。

他在书中留下了个人电子邮箱。2004年底，就收到了几百封咨询邮件。虽有很多类似问题，但他不厌其烦，逐一回复。一位读者通过研读此书，加上黄乐平的免费电话指导，成了当地农民工中工伤维权的“专家”。

“做事不能瞻前顾后。”黄乐平说，“我相信我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想做就去做。不会顾虑很多，也不去考虑结果。”

2005年4月，黄乐平自费创建了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国内第一家专门提供职工工伤维权法律帮助的专业性网站。

网站开通之初未做大规模宣传，但是随后的发展让人惊讶。4个月内，黄乐平收到了500余封咨询求助信。

坦率地说，做这类案子并不赚钱。当时的职业病法律实务领域缺乏专业人士，属边缘学科。但如此广大和迫切的需求，实实在在震撼了黄乐平，也坚定了他继续做下去的信念。

■ 保持多种平衡

大部分人对公益组织缺乏理解，甚至从业者的家人朋友也不例外。

在义联工作的宋佳妮，曾和几个同在公益组织工作的朋友去听脱口秀。坐在靠前的位置，又笑得前仰后合，自然受到了台上表演者的特别“关照”。表演者问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一个朋友回答，在公益组织工作。

表演者停顿了两秒：“公益组织？我都不知道该接什么了。”台下的听众都笑开了。

“你还在做公益啊？”许久不联系的朋友问起宋佳妮，常用这种略带惊异的口吻感慨一句。既没有选择光鲜高薪的工作，也没有追求轻松稳定的生活。在很多朋友眼中，牛津大学毕业的宋佳妮似乎是一个“异类”。但她认为，自己只是选择了“对自己吸引力最大事物”的正常人。

义联吸引她的是什么？宋佳妮一连用了好几个“好奇”：

“我好奇一家做了十几年劳工的公益组织如何保持生命力，好奇一家民间机构如何能产生政策影响力，好奇它如何能将微观的实务工作和宏观的政策研究结合起来。”

在劳工问题领域，从农民工讨薪到社会保险纠纷，从工伤到职业病，再到经济补偿金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义联法律援助案件的涉案范围基本涵盖劳动争议领域的各种问题。

随着接手的法律援助越来越多，义联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2010年，北京市房山区18座煤矿集体关停，数千名煤矿从业者被遣散。部分工友患有职业病，经人介绍来到义联寻求帮助。大规模、群体性案件，处理不当极易造成负面影响。黄乐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专案工作组，确定了“扎实做事、严控风险、定期汇报、即时请示”的办案原则。“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在‘走钢丝绳’，我们一定要从这头走到那头，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黄乐平这样动员。

数月间，义联律师与矿工代表通话600余次，在办公室接待工人72批454人次。黄乐平和义联得到工人的理解与信任，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一例过激事件。最终，8名律师耗时300个工作日，帮助工人获得职业病诊断，取得了维权胜利。

既做维权，又做维稳，黄乐平带领义联开创了法律援助工作处理新模式。

黄乐平自嘲有点“傻”。出生于湖南农村的他，从小对农民的苦、农村的穷感同身受。而在相识了十几年的媒体人陈磊眼中，黄乐平走上公益道路，是时势造就，也是情怀推动。

十余年间，中国劳动法制不断进步，劳工问题却更趋复杂，深层次的劳动者维权问题依然棘手。黄乐平认为，未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自己仍然处在半山腰上。“我经常告诉自己，到了半山腰不能喊腿软。”

公益法律服务做起来不易。“法律”要求理性，要从当事人的情绪中后退一步，冷静地进行分析；而“公益”要求同理心，要理解求助者的情感，认同它，回应它。

除了保持“理性”和“情感”的平衡，黄乐平还一直致力于“能力”和“理想”的匹配。

事实上，黄乐平一直提倡“社会公益，贤能多为”，强调做公益事业的人应该具备一定的条件。“想要长期撑下去，不只是毅力，也需要实力。”

专注于劳动法律法规领域，义联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出版了数十本指导性书籍。这种深耕下去的专业性，让很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选择相信义联，相信司法程序。

听完脱口秀的宋佳妮，畅想若干年后，在义联成立的20周年，30周年或是50周年时，再去听一场脱口秀。

“希望到那时，当台上的人再问起我的工作，公益组织不再是一个让他不知所措的词汇。”

■ 西装+布鞋

2020年7月28日，“黄乐平委员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这天，距离海淀区政协发出成立首批政协委员工作站的通知仅仅两周。

这天，黄乐平期待已久，也做足了准备。

“从政协平台来说，这是一项新工作。从我自身来说，这项工作我之前做过尝试。”

黄乐平对义联的定位精准：“劳工维权社会中坚，劳动政策民间智库。”

“我们的价值不只在解决个案，而是在解决个案过程中，找到行业性的问题，通过研究去发现解决问题的规律。”黄乐平希望将来自一线的声音，传递到行政部门或立法机构。

推动立法，谈何容易？

黄乐平从跨地域、全面的职业病调查报告入手：“理性的研究报告是政策制定不可或缺的元素，更容易为决策层所接受。”

2010年冬，职业病调查报告任务启动。

义联研究员叶明欣回忆，短短几个月中，大家从1026名职业病人的样本框中抽样，完成了对172名职业病工人的访谈。这1000余名样本，来源于义联热线电话的记录、友情机构提供的名单和大学生返乡的调查对象。

“好几个周末，大学生志愿者们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拿起电话一打就是一整天。”由于问卷设计了60多个问题，完成一份问卷的时间在40分钟以上。一天下来，志愿者们的嗓子都哑了，也只能完成几份。

这第一份国内民间职业病调研报告，凝结了义联人和志愿者的大量心血。

2011年全国两会前夕，义联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调研结论公开。职业病制度修法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两会后，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召开的修法会议上，黄乐平作为唯一的法律专家应邀参会。

“职业病防治立法，职业病工人缺乏应有的话语权，这就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呐喊。”黄乐平以个人名义，先后3次向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寄送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材料。

黄乐平发现，自己团队提出的13条立法建议，在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当中得以体现。

作为劳动法专家，黄乐平注重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他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条例》等17部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工作，提交立法建议142条，被采纳建议为41条。

黄乐平创下了中国律师界推动立法的多个“第一”，并持续5年助推“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制度”在全国落地生根。

尽管成绩斐然，黄乐平片刻也没有停下脚步。

政协委员工作站是新的平台。事实上，探索建立委员工作站，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协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关于加强委员联系群众工作的意见》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次具体实践。

“有了组织优势，以后邀请大家参会不再是我的个人行为。”黄乐平说。翻看海淀区政协委员工作站制度汇编，“黄乐平委员工作站”的职责之一，是通过调研，每年至少要形成一个专项调查报告，及时反馈给海淀区政协。

黄乐平身体力行的另一个微小缩影，是为了建设民间智库的理想，以39岁“高龄”攻读博士。2021年1月，黄乐平拿到了法学专业研究员（正高级）资格。接到通知书那天，他特地发了朋友圈：“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工作，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说一回，我是黄乐平研究员。”

如何从一名公益律师转换角色，成为一名优秀的政协委员？黄乐平的答卷堪称漂亮：《关于加强海淀法院执行工作规范管理》《海淀区建立第三方参与信访工作保障机制的建议》《构建符合海淀定位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提案》……他的提案连续3年荣获海淀区政协年度优秀提案。近期，海淀区政协2021年重点提案出炉，黄乐平的名字又赫然在列。

采访结束，黄乐平起身相送，他脚下穿着一双黑布鞋。

西装，布鞋，这种搭配的随性在他身上毫不违和，甚至像某种隐喻——坚守一线，深入调研，为民办实事，建言献策……这十几年如一日的持续坚守，积累了黄乐平的笃定，埋下了参政议政的热心，也锤炼出一名政协委员的必备素养。

黄乐平一步一个脚印，继续攀登。

（作者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宣传研究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