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毅

临近“五一”，接到父亲的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趟老家，说今年的茶叶已经给我留好了。挂了电话，眺望窗外，只见高楼不见家，而思绪已经一路向北，飞到儿时的家乡，想起那年那时，与父母一起炒茶的日子。

记忆中，母亲每天早起，烧好开水，用大瓦壶泡一壶粗茶，作为家人一天的饮水，天天如此。茶叶如同大米，是家里必备的“口粮”。采茶炒茶，也与插秧种稻一样，在一年的活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山里春迟，而且农民对茶的理解是以实惠为主，并不追求采早、采小，所以，一般到了谷雨前几天，才会上山采茶。这时的茶叶基本在两叶一芽，采摘效率高，干茶产量大。

家乡的茶树大多处于半野生状态，见缝插针地长在田边地头的，那是勤劳的村邻随手种下的茶籽。大部分茶叶要去竹林里或柴山上寻找，那是茶籽被鸟兽搬运落下的，或者是被放牛娃玩“打仗”游戏时的“子弹”萌发的，有些干脆就是上坡的老茶树茶籽成熟后滚落到下坡长出来的。这些无主的茶蓬在山野里自由生长，平时无人照看，只在春天，才会有像母亲这样的农村妇女呼朋引伴，循着茶叶的清香，来将它们身体最鲜嫩的部分采下。

母亲采茶的日子，我正在上小学阶段。经常是我还在吃早饭，她就匆忙洗晒好衣服，扒两口饭或拿起两个蒸熟的清明团子就和邻居姐妹一起走了。我放学回家时，她也刚到家，将长竹篮里的茶叶倒在堂屋里的簸箕上摊青，又去厨房忙着烧晚饭。我做好作业，就会来到充满茶叶香味的簸箕旁边，帮忙挑选出茶叶里夹带的老叶树梗。那满簸箕的茶叶，鲜嫩得养眼。这数不清的芽头，不知道母亲走了多少的山路，钻了多少的树丛。

炒茶是父亲的本事。一家人吃过晚饭，煮饭的锅洗净之后，就充当炒茶锅。母亲重新将灶膛的火烧旺，父亲用手试温，然后将青叶放入锅中翻抖，称为“爆草籽”。等炒到茶叶软化发黏，父亲的手法变成了揉搓，茶叶渐渐结成一个大团子，被重新移至簸箕里解散摊开，称为“摊青”。这锅茶叶正在“摊青”，那边父亲又重新开始炒另一锅的茶叶。天气并不是很热，但在热气腾腾的铁锅面前劳作，父亲很快开始出汗，他脱去外套只穿件汗背心。我找出夏天用的蒲扇给他扇风，还不时要用毛巾帮他拭去汗水。

这锅“草籽”爆完，那边摊青的茶叶也放凉了。父亲将粘满茶汁的铁锅重新清洗，对茶叶进行最后的加工。他不时变换着手法，粗大的手掌被茶叶染成黑色，胳膊上、头发上都沾着细密的茶毛。茶叶在他的手掌与铁锅之间翻腾摩擦，加上高温的共同作用，变成卷曲的细条状，渐渐沙沙作响，我知道这锅茶叶快炒好了。此时，屋内茶香满溢，屋外阵阵蛙鸣。

炒好的茶叶被母亲按采摘日期早晚分类，用黄裱纸细心地包扎紧密，放在密闭性很好的铁皮饼干箱里。细茶待客，粗茶自用，直到来年春茶接上。

我一直认为家乡茶叶的味道是最好的，即使今天生活在杭州这座“茶都”，工作在绿茶皇后“西湖龙井”的产地，我依然这么认为，大概是因为儿时味蕾的记忆太深刻了吧。

知道我喜欢，每年春天回家，母亲都会给我准备好够我喝一年的茶叶。去年，她上山采笋，不小心脚踝扭伤骨裂，手术后好得不彻底，行走略有不便。父亲也患病来杭州住院动了手术，我在医院陪护时还开玩笑说，这下再也喝不到你们炒的茶叶了。谁知今年还是如期接到要我回家拿茶叶的电话。

不晓得父母今年是怎样拖着病体采摘和炒制茶叶的，但我晓得，那些被母亲亲手一片片采下的叶子，被父亲苍老干瘦的手掌反复摩挲过的叶子，是父母对孩子的牵挂，是父母慰藉我的乡愁。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