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

潘岳同志给《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作序，讨论的是重要的历史问题，同时也由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了现代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困难局面，即刻意制造族群多元和文化多元带来的沟通障碍，以及这类沟通障碍经常导致的分歧和冲突，彰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历史的和现实的真相。序言所表达的观点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善意提醒，敦促人们去思考：文化多元主义还能够走多远；文化多元主义的正面和负面效应究竟应该如何评估。

族群融合以及主流文化引导下的民族国家统一是世界近代和现代历史上普遍、稳定和持久的情况，也是古代世界一些发达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萌生和发展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历时不长，但是已经对传统形成了严重的挑战，给东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和谐带来了威胁和破坏，其负面效应可能还在进一步地加深和扩大中。将文化多元主义简单地看作时尚和理所当然，是一种不严谨的学术态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价值观，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地由学术的立场去进行历史分析。批评文化多元主义并不是否认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应该是复杂和丰富的，绝不是要有意缩小或者取消民族国家内部群体的差异性和生动活泼的多样性，而是要将多元文化置放于团结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的语境中。脱离了这一语境的文化多元主义破坏民族国家团结，具有不健康的碎片化效应。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世界各地的暴力、战争、分裂以及连带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背后，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失当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身影。

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神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和政府处理族群关系的工作模式之一，逐渐在西方和世界各地获得多方面的影响。文化多元主义，相对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长期使用于族群关系的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出现得比较晚，不仅其长时段的效果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观察，其负面效应也应该得到重视和纠正。在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的代表性学者里面，不少是由善意出发提出社会改革路径。譬如在欧美国家，他们希望纠正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长期遭受的歧视，检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等本土原住民进行剥削、压迫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问题是，由于现代西方国家内部复杂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经济利益博弈，文化多元主义并不停止于社会精英阶层因为负罪感而对历史问题进行的检讨。

文化多元主义遭遇的质疑和重大挑战，恰恰发生在将之运用于处理现代国家族群关系的时候，将之转变为现实的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的时候。在近代欧美国家的历史上，长时段地看，处理族群关系的文化态度和社会政策并非是文化多元主义，而是强调民族国家认同的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也就是希望不同的族群认同既定的主流文化，或者共同建立一个包含多个族群传统的新的共同文化。两种模式下的政策导向都是促进一个以公民群体为核心的现代民族的形成。在同化模式下，少数族群会接受和融入主流文化，但是会同时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在熔炉模式下，各个族群不仅携手创造统一的新民族文化，而且各自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历史传统。前述两种模式所引导的社会政策都旨在促进社会团结、社会凝聚以及文化传统的交融和多样性，但是部分学者以及少数族裔群体对这两种模式的认同和支持的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了变化。

文化多元主义并非没有正面意义。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语境里，这一思潮起码具备两大建设性的贡献。一是增加了社会在整体上对种族歧视的敏感度，并因此在道德和态度上有积极的改良，在立法和司法上有相应的举措。二是民众和学者对多样的族群文化遗产有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

问题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和处理族群关系有天然的缺陷。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就已经在担忧，文化多元主义强化的族群认同会引导一个社会忽略真实的社会平等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进而伤害到弱势群体的利益。

潘岳同志在写给《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的序言里面说，“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这里所说的“情感”，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指认同中华民族的情感，指超越特定族群的狭隘性以构建大中华民族的行动意愿。中西古代的历史由不同的角度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近现代世界和欧美的历史进程也指向同样的规律：在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引导下，加强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加强各个族群的共融和团结，而不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强调单个族群的特性和特殊利益，才是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昌盛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民族“深沉的情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切实保障。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