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曾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教育经历。那些在时间怅惘中浮现的往事，那些在闲聊中忆起的点滴，都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留下的印记，或深或淡，对我们产生了潜意识的影响，汇聚而成我们的性情或品格。

我儿时因为父母都在工作，更多是我奶奶带大的。我妹妹出生后，奶奶又从乡下来帮我父母，所以她也陪伴了我的少年时期。每当我忆起奶奶时，她对我的宠爱、鼓励、提醒和保护，是我童年时期无法抹去的温情。也许理性的教育认为，祖母对孙子的宠爱对孩子的成长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我个人的体会是，祖父母辈对孙辈天然流露的爱，是孩子爱的体验的重要源泉，甚至对于那些父母过于忙碌或严格的孩子而言，还是爱的体验的主要来源（当然，也有可能，祖父母是严格的，而父母特别是母亲是提供爱的主要源泉）。很难设想，一个童年时没有多少爱的体验的孩子，能够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只要这样的宠爱不走向毫无原则的溺爱，有来自家庭其他长辈起作用的平衡。所以，我时常给退休的老师开玩笑说，尽管去爱你们的孙儿和外孙，让父母去管教他们。我的体会是，从爱的体验中，才会滋养出孩子善良的心地。同样很难想象，一个少儿时期没有多少爱的体验的孩子，会成为一个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无论其受到的教育多么严格和理性，多么符合抽象的仁义道德。

我奶奶是文盲。我念小学一年级时，她才用患白内障的眼睛，使劲盯着我课本上的第一课，学会了认出“毛主席万岁”这几个字，她那认真劲儿，她那由衷的喜悦，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曾经蒙她，老师批改作业本时用红笔打的钩，都是好。当她拿起我的作业本，凑到半瞎的眼前，映着窗口的光线，看到满篇的钩，露出发自内心的满意笑容时，我感到多少有些自责的欣慰。我的基本价值观中的“善良”和“与人为善”，是在她讲的老故事和往事中、她与邻居的交往中、他对我的小伙伴们一视同仁的态度中、我挨父亲打时她挡在我身前甚至躲闪不及也挨上几下的保护中，滋养的。善良源于爱，狭义地爱家人，广义地爱他人、爱家乡、爱祖国，这样的爱心和同情心，我相信自己是在祖母一言一行、言行一致的熏陶下形成的。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他们的第一个世界是家庭。所以，家人的陪伴很重要。现在的孩子，课业负担很重，“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更把竞争提前到幼儿少儿时期，“别人家的孩子”也总是有形无形地敲击着父母的神经。现在的父母，工作压力也很大，无论是生计还是事业，总之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孩子，而把孩子的成长完全寄托于学校，只是接到家长通知“气急败坏”时灌输一些空洞乏力的口号式观念，挥舞一下功利性的训诫。各方面的压力和单维度的评价都过早地把孩子推入孤独和竞争的境地，使心智发育初期的孩子心理扭曲，无法自然正常成长，造成心理问题，抑制天然好奇，身心健康受到损害。这不仅对于独生子女家庭如此，将来对于双子女家庭也如此，只是程度可能有些差异。这既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更不利于国家的未来。

家人特别是父母的陪伴之所以重要，因为不仅孩子心智的发育、品格的形成是需要在润物无声的持续熏陶中才能成长，孩子的好奇和兴趣也是需要在持续的互动和鼓励下才能发展的。这是天然的需要，就像孩子反复要求母亲念一个故事、父亲做一个游戏，从而在满足中心田得以无形地滋润一样。孩子是需要玩伴的，在玩耍中产生兴趣，在玩耍中学会交往，在玩耍中得到激励，在玩耍中形成基本的价值观。而父母应该是孩子的第一玩伴。

回想儿时，父亲时不时买几条金鱼放在脸盆里，后来又允许我先在砂锅罐、后在水缸里养小鱼小虾，夏天傍晚带我去捉蜻蜓，冬天教我做风筝、一起放风筝，这都与自己成年后葆有一些好奇心，以至每到一个学习阶段都换一个专业领域，不无关系。父亲做人做事的诚恳实在，对弱者的同情帮助，对不公的人与事的态度，母亲对小说的兴趣和乐于助人的忙活，都无形中影响了我。再想想自己，在儿子的成长中很少陪伴他，不是以成人世界的搞笑价值观逗弄他，让他云里雾里，不知认真何在，就是脾气上来，以学业为由，粗暴销毁他偷偷买的漫画杂志、否决已经承诺的动漫时间权力，甚至威胁清除他养的蚂蚁，实在追悔莫及。稍有安慰的是，儿子高中时，自己答应帮他住校期间伺候蚂蚁的那一刻，他那感激的眼神和同谋般的表情。

在与孩子的陪伴互动中，鼓励和引导至关重要。记得“文革”后恢复高考时，我刚上初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父亲着急，就开始亲自辅导我，与我一起做平面几何题。一次父亲表扬我的解题方法比他的好，给了我极大的激励，以至于一段时间家里熄灯后，我躺在床上，脑子里都是几何题中的图形，不断添加各种辅助线或搜索相似的三角形，也让我养成了可以不用看着资料文稿讨论问题的习惯和能力，就像下默棋一样。如果要说我对自己的儿子有什么看得见的影响，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有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一开车出游，车上就会反复播放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勒、鲍勃·迪兰、约翰·丹佛等歌手的歌曲，结果他喜欢上了他们的歌。2016年当瑞典文学院宣布鲍勃·迪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儿子第一时间在QQ上告诉我：老爸，厉害了……我感受到了我们父子共同的兴奋和喜悦。对孩子的最大鼓励是父母对其兴趣的认可。儿子喜欢观察蚂蚁，就像我小时候喜欢观察鱼一样。对他的这个兴趣，我一直有矛盾的心理，表现出矛盾的态度。直到有一天他给我讲了他崇拜的哈佛大学科学家、“社会生物学之父”爱德华·威尔逊后，我才知道对蚂蚁的兴趣可以造就如此杰出的科学家。我由此阅读了一系列威尔逊的书，他关于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观点和思想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我对威尔逊教授的兴趣也一定给了儿子心理慰藉和鼓励，也是父子相长的一个例子。另外，我们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时间上相隔20多年的共同兴趣也是增进我们父子之情的一个因素。

总之，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既是第一个，也是排名第一的老师。家庭给了孩子自然的基因，也给了孩子品格特质和基本价值观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既是显性教喻的结果，更是耳濡目染、润物无声的结果。无论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多么逆反，甚至后来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和人生道路多么反叛家庭，最基本的品格特质最终还是会“回归”家庭，至少会留下“文化基因”的影子和痕迹，可能是正向意义上的，也可能是反向意义上的。这个“文化”，并非一定与文化程度有关，而是沉淀于文化血脉中的态度。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陪伴是父母的第一责任。在陪伴与互动中，让孩子体验爱与温情，让孩子的好奇与兴趣得到激发和鼓励，让孩子在引导中形成正确的基本价值观，既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必须，也是父母自身成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