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成

目前，我国约有2亿名灵活就业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选择了依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包括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平台+个人”的就业形式在解决就业方面，突显出前所未有的优势。但同时，相较于“公司+员工”，这种灵活就业带出的不稳定、技术含量低、没有职业前景等问题，也困扰着其从业人员。“青春饭”吃完之后，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外卖小哥们之所以面临只能“赚快钱”、吃“青春饭”，一方面是这个群体流动性大，不注重提升自己；另一方面是平台缺乏培养责任，奉行“拿来主义”；再一方面，就是职能部门监管服务跟进不够。因此，要消除外卖小哥们“青春饭焦虑”，就推动政府、企业与社会力量合力。

今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动员大会上，表彰了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这其中就有“外卖小哥”宋增光和“快递大哥”关立平。无独有偶。2020年6月，“‘90后’快递小哥获评杭州高层次人才，购房将享百万元补贴”。“95后”快递小哥李庆恒之所以能够成功获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就是因为在2019年参加浙江省第三届快递职业技能竞赛时，获得了快递员项目的第一名。

这些都是好的开端，也揭示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前提是建立在不断钻研和深耕之上”的道理。在消除外卖小哥们的“青春饭焦虑”时，要看到多数年轻人心态浮躁，缺乏在行业深耕的精神的现状，从而要创新准入和退出机制，并不断引导并激励网约工提高终身学习意识、自主创新能力和劳动服务质量。

同时，要正视“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形态。一个时期以来，平台经济保持高流动率的背后，关键问题之一是平台经济本身是一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形态。其包括去劳动合同化用工、去雇主化就业、遮蔽事实劳动关系等情形，实质是去除雇佣或从事从属性劳动的束缚。这不仅是造成外卖小哥们“青春饭焦虑”的根源，也是个体劳动者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

从2019年起，天津市人社局将快递工程专业纳入本市职称评审范围。同年9月，顺丰速运公司的员工卢喜文拿到首张初级职称证书。自2019年出台《甘肃省快递工程专业职称评价条件标准》，首次设置“快递工程”专业评审以来，截至目前，甘肃共有857名快递小哥获得职称。此外，北京、上海、浙江等多地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很显然，如此从制度顶层设计入手，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力量联动的模式，“好现象”才会成为“好常态”，进而从根本上消除外卖小哥们“青春饭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