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启杰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提起袁隆平院士，78岁的海南省南繁植物检疫站原副站长冯克珊数次落泪。

“我们交往已有51个年头了，5月24日，我在孙子和女儿的陪伴下前往长沙送别他，看望了他的家人。回想与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就禁不住落泪！”5月2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冯克珊伤感地说。

“海南是我的福地，杂交水稻成功的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超级稻有1/3的工程量是在海南完成的。”2021年1月15日，第五届国际海水稻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袁隆平通过视频致辞时深情地说。袁隆平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着他对海南的情感。

“咸菜拌辣椒就能吃上一碗饭”

1970年，时任三亚南红农场（现是三亚市天涯区南繁育种基地）的农业技术员冯克珊第一次见到了从湖南远道而来的袁隆平。“当时的袁隆平身体瘦、皮肤黑，跟普通的农民没区别。”他平易近人，天天扎在田里育种，常顶着毒辣的日头在田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他对生活不讲究，爱学习，每天晚上从田间回来，还会点着煤油灯看书。有时候带着泥的裤腿都没放下来，就掏出随身带的英语资料、水稻资料开始琢磨。我为他对水稻育种事业的执着感动，心想这位朋友我交定了！”

彼时，农场农业技术人员少，专业技能水平有限，水田多。袁隆平带着助手给每块田编号，把带来的上千株水稻试验品种在田里，每天上午带着冯克珊等人在田里观察水稻生长情况，下午亲自讲解水稻杂交知识。“那时候条件艰苦，吃不饱，袁隆平咸菜拌辣椒就能吃上一碗饭。他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作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秋香跟袁隆平是湖南老乡，今年68岁。一直从事水稻育种工作。“我从1975年开始与袁隆平共事，从湖南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到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为了育出理想的杂交水稻，我们共同走过千山万水。”

几十年间，袁隆平带着陈秋香等人几乎每年都会到三亚南繁开展育种工作，一直到今年年初，袁隆平仍然坚持在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开展科研工作。“我们一起下田、一起人工施粉、一起在实验室攻坚克难，每项工作他亲力亲为，他为人亲切和蔼，工作认真负责。当时条件艰苦，为了抵御蚊子，我们用盖稻秧的薄膜把全身裹严，谁料到，薄膜防蚊却不透气，一夜之间捂出了一层痱子。育种生涯枯燥乏味，他就拉小提琴给我们解乏。”说着，陈秋香抽泣起来。

他微笑着与时间赛跑

海南省政协委员曹兵1989年刚毕业就跟着袁隆平到南繁育种，他参与了袁隆平主持的国家水稻“六五、七五”攻关，他至今珍藏着袁隆平亲笔题写的书法作品：“南繁育种，发现‘野败’，成就杂交水稻，我热爱南繁，热爱三亚。”

袁隆平是政协的“老兵”，曹兵作为一名政协“新兵”经常找他请教。“工作上我总是找他帮助，请他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做兼职教授、到省农科院当首席专家……他每求必应，经常亲自做报告，亲自参加科普活动，他从来没有提到回报，从来都是用心用情。”曹兵稍做停顿，又深情回忆说，“他80岁后常说自己是‘80后’，90岁后说自己是‘90后’，说的时候他笑得开怀，一群人都开心笑了，这是他生活的态度也是他工作的态度。在袁老那里，从来没有什么年龄大了干不动，从来没有什么乐享清福，从来没有什么功成名就，总是给自己加码再加码，从单产800公斤到900公斤，再到1000公斤再到双季1500公斤，他微笑着与时间赛跑，每次都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2009年春，湖南农业大学学生李建武来到三亚南繁基地实习，负责管理两亩水稻。袁隆平发现李建武种的田穗大粒多、长势出众，让人把李建武叫到面前，看到他晒得特别黑，不像大学生倒像种田的农民。从此，袁隆平把他带在身边悉心指导。李建武由一名实习生成长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生理生态室主任，成为参与亩产900公斤、亩产1000公斤攻关的主要成员。“每次他打电话给我时，谈论的话题都是水稻、产量。”李建武向记者回忆。

海南太阳毒辣，下田是对人意志的一大考验。李建武调侃：“干我们这行的，远看像个种田的，近看像个卖炭的，仔细一看是做水稻科研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打过退堂鼓，“但想到袁老师几十年如一日都坚持下来了，而且做出了巨大的成就，我们这一点苦跟他比算得了什么。”

南繁基地一直是我国最大、最有影响和最开放的农业科技试验区，被誉为中国种业“硅谷”。从这里走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甜瓜大王吴明珠、玉米大王李登海等著名科学家。三亚市政协委员、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科研与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吕青想写一本反映南繁专家的书，把南繁人的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了解南繁精神。袁隆平得知后大力支持，他认为南繁人故事多，整理成册有必要有意义，“希望你的南繁小故事越写越好，出版后送我一本。”

袁隆平常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今天的南繁人继续着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和“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奋斗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