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震林

对于罗艺军先生，我只能遥望，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无缘相识。但是，却曾有一事交集。若干年前，北京一位资深学者转来一篇罗艺军先生的专论，是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史实辨析，他以见证人的身份试图还原历史现场及其真相，并达及史学地位的评价。该文在北京不便发表，希望在上海刊物面世。读完以后，我的心里也是一震，这是颇为得罪人的事情，一些基本的史实认知会有变化，涉及相关人事关系。在此之前，罗艺军先生发表过一篇《一部书的是非和两个人的遭遇》（《电影艺术》2009年第5期），论及了郭安仁、王越两位同志的一些情况，该文应该是它的续篇，继续披露历史真相。我遵嘱转交给上影集团主要负责人，期待能在他们旗下的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但是，后来也是没有回音，不了了之。

我心里颇为内疚，朋友相托之事没有完成，可以想象罗艺军先生应该更是心寒。让我更觉内疚的是，《人文》2019年12月31日发表了罗艺军先生的《夏衍未实现的电影遗愿:修改〈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二卷》一文，还是有关阐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相关史实。此文是罗艺军先生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此时他已93岁高龄，半年以后溘然离世。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在一本与电影关系不大的刊物发表电影史实核心内涵的论文，心心念念如此，不知他是怎样一种心情？修改《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二卷，是否也是他的“未实现的电影遗愿”？

此时，他的形象在我的眼前依稀清晰起来，一位倔倔的老人。我很感佩，作为一位史家，罗艺军先生是卓越的，至少在人格上是卓越的，不说一句谎话，不写一个谎字，冒着被人误解甚至攻击，他坚持自己的史学原则。此话说来容易，做极不易，需要胆略和勇气，也呈现了他的人品和文品。

在此，我也联想到戏剧理论界的田本相和董健两位老先生。他们前几年也已作古，比罗艺军先生年少几岁。他们晚年，也被称为“大炮”，以敢讲真话、实话闻名。岂知真相是美丽而残酷之物，披露需要慎之又慎的，考验一个人全部的文化和道德修养。三位先生，是到了“老言无忌”，还是在中国士文化熏陶下的人格光芒，我相信是后者，至少是统率了前者的后者。中国是一个“以史立身”的国家，正是因为有像罗艺军先生这样的史家，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

余秋雨曾如此评述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在的那支巨大史笔。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束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与前天，都与他有关。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毫无疑问，罗艺军先生也在努力做同样的事情，让人们在蓦然回首之际，见到“悬在他们身在的那支巨大史笔”。中国的史学，就是由罗艺军先生这样的一个个史家组成的，写历史就是写自己。

至于罗艺军先生的学术成就，饶曙光先生的《罗艺军与中国电影学派》已有详尽阐述。在我的认知中，罗艺军先生的学术形象，似乎是既矛盾又统一，矛盾者指他既是电影民族化的倡导者，又被称为“洋务派”，统一者他又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在他的美学观念中，民族化既是一个闭环结构，更是一定开放结构，它在吸纳外来艺术的过程中，以强大的底色、定力和化合能力，将之同化和融化，成为中国电影民族化“强身健体”的主要营养。在中国电影风格养成中，民族化是“主食”，“洋务派”是“维生素”。曾有专家问我，若各用一个字概括中国和美国文化的差异，该是哪两个字？我思考片刻，无言以对。他说，中国是“融”，美国是“容”，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化”能力，而美国具有充分的“包容”能力，两者表面意义似乎接近，内在含义却是截然不同，“包容”不等同于“融化”。细思之，颇有道理。罗艺军先生既矛盾又统一的学术姿态，似乎与之契合，包含有“融化”的意义。任何伟大的思想，都内含悖论和辩证，如此才能让人深化思考，故而我特别赞同罗艺军先生的观点：“谈电影的民族化，绝不是不要引进外国的，如果不是引进外来艺术，根本就不存在民族化的命题”，“那种断言中国只有电影批评而根本没有电影理论的论断，其症结在于无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而按照西方理论框架来衡量中国电影理论。”这是一种战略思想家的思维。我想指出的是，罗艺军先生的学术成果，是有思想出发点的，也是充满辩证法和美学力量感的。

罗艺军先生曾有如此期待：“如果说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基本处于引进、选择、吸收西方电影理论的阶段，那么，在新世纪我期望电影理论应承担一个艰巨任务，逐步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是我们电影学人需要践行的，罗艺军先生的人品和文品，一定会神助我们。

一件小事，在此表述，表达我的内疚之情，也寄托我的思念。写评论就是写自己，我希望能够像罗艺军先生一样，写好自己。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