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建

杨柳依依，波光粼粼，烟云濛濛，湖风悠悠，漫步苏堤上，西子湖的暮春令人心旷神怡……

湖心孤山上的中国印学博物馆里，文人篆刻鼻祖文彭的“琴罢倚松玩鹤”一印安静地守候在这里半个世纪了。作为镇馆之宝的它，承载着西泠印社的文化底蕴，尊受着西湖的四围山色，静谧展现着印文诉说的闲情逸致。

1962年，得知西泠印社即将恢复社团活动，浙江平湖籍大收藏家葛昌楹为繁荣祖国印学，将包括最钟爱的“琴罢倚松玩鹤”在内的43方名印捐赠给西泠印社。据接收印章的西泠印社办公室主任王树勋回忆，葛老当时满含深情地说了一句话：“这回是小女儿出嫁了。”历经多年战乱，在悉心珍藏的2000多方印章中，葛老最喜爱的莫过于此印了，如今的“嫁女心情”恐怕只有葛老体会得最为深切了。

此印为青田石质，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竖排。朱文，无边框。篆文参秦小篆法，结体修长，比照汉朱文印模式，又略参赵孟頫朱文印风。章法以平整方正为基调，颇为工致。用刀沉稳大方，转笔处用圆笔，笔势刚健，用刀爽和，表现了明代中期典型的印章风格。虽没有达到文彭自言的“刻朱文须流利，令如春花舞风”的审美追求，但刀中有笔，笔中见刀，已见“印从书出”的端倪。

值得提出的是，该印印底铲平，可见当时制印的审美要求。但也有学者据此认为，如此平整如工艺般的印底处理，一如文彭的牙章“七十二峰深处”印底处理方式，似乎不可能出自文人篆刻家文彭手刻，很可能是文彭假李文甫之手刻之。在那个印章材质由玉石、牙章向石料转变的过渡时期，没有更多材料证明该印为文彭亲自捉刀手刻。但边款中提及，“琴罢倚松玩鹤”由文彭篆字上石是可以肯定的。

该印边款可视作一则短篇记事散文：“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有古松一株，蓄二鹤于内。公余之暇，每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捡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

文中的荆川先生就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武进的唐荆川，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数学家、军事家。彼时，唐荆川正去朝居家，过着恬淡闲致的生活，经常邀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家做客。一些文人墨客也常常专程或纡道拜访，荆川先生的别业自然成了他们浅吟唱和的雅集之所。

从所刻的边款文字可知，当年荆川先生有一座别墅，别墅的院子里有一株古松，放养着两只白鹤，一有空闲时间，荆川先生就邀请文彭一起在院子里的古松下弹琴吟唱。文彭有感于荆川先生的一番好意和这种休闲生活的乐趣，就找了一块庋藏很久的青田石刻下了“琴罢倚松玩鹤”六个字，赠送给荆川先生，以纪念这一段青松之下、鼓琴舞鹤、啸傲其间的日子。

清代诗人高一麟也许对文彭描述的情景心向往之，作有《琴罢倚松玩鹤》诗一首：“触目多幽赏，暂停焦尾琴。孤松筛日影，鸣鹤静书音。机到诗堪续，兴来酒自斟。杜门聊谢客，与尔结知心。”诗中的场景，几乎是当时文彭、唐荆川二先生雅集高逸情景的再现，此诗也成为二先生雅集之事的最好的注脚。

在荆川先生去朝居家的十几年中，文彭不止一次光顾唐荆川的陈渡草堂。文彭《访唐应徳荆川别业》诗云：“久负论文约，相违频梦君。碧山开别墅，白社锁闲云。会晤偏难值，怀思空未闻。王猷兴尽返，鼓楫动鸥群。”由此诗足见荆川先生和文彭常常相约作文。这次文彭专程前来，荆川先生外出，未能得见。文氏“王猷兴尽返”句将自己与唐荆川比作王徽之与戴安道，足见二位老朋友之间的感情之深。

虽然没有更多的材料记载二人的交往，但依照该诗内容和此印边款所述，可以想见二人的交往远非如此。这也唤起后人无尽的联想，给人带来不可名状的意味。

这方印章在中国篆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文彭开创一代文人治印先河的奠基作品之一。委婉的印风加上高雅的故事，体现出文人雅士超凡脱俗的行迹，都刻划在了这方寸的印文之中。

在刊刻边款时，想必文彭下刀已作千秋之念，他定相信此境与此石一定会流传后世。470年后的今天，这方印石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正是对唐荆川、文彭的君子之交最好的纪念了。

（作者系民盟常州市文化一支部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