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2021年即将过半，中国经济一路披荆斩棘，在疫情常态化之下走出了独特的复苏路线。围绕包括消费热度、实体经济杠杆率、大宗商品价格在内的，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几个热点话题，由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带领的课题组近日不仅给出了细致分析，还加以展望与建议。
■问：居民消费热度如何？
■答：收入跟上来，增长动能自然释放
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速在第一季度冲高后出现回落。相较于2019年4月，今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8%，过去两年平均增速为4.3%，与疫情之前的增速存在一定差距。
从环比上看，今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3%，相对于3月的提升比较有限。而从已经公布的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数据上来看，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复苏的驱动作用也仍有待提高。
课题组判断，年内我国居民消费仍存在进一步恢复的空间，尤其是在服务性消费和线下实体消费上，但当前这两类消费之所以增速不高、进而拖累整体消费增长，也有两个具体原因。
一是经济复苏尚未完全拉动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3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13.7%。但从两年平均的角度，实际增长仅为4.5%，较之2019年第一季度低了2.3个百分点。从就业数据上，今年三四月份，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3%和5.1%，但仍高于2018年与2019年的同期水平。
二是今年上半年零星疫情对消费倾向产生了影响。
展望今年下半年，课题组认为，在偶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复苏在居民实际收入中得到反映的前提下，居民消费增速有望在三四季度出现“U型”反弹。
■问：如何稳住实体经济杠杆率？
■答：信贷供给正在收紧，要提防3大风险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及宏观经济持续复苏，我国宏观杠杆率持续小幅下降。整体看，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占实体经济杠杆率的60%，是实体经济杠杆率最主要的组成成分；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快速上升，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为了探索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课题组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对各行业企业杠杆率的演变进行了测算。测算发现，2004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主要来自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基建领域，而工业企业总体而言呈现出了去杠杆的趋势。
具体而言，房地产企业杠杆率上升最多，其中负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排在第二位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负债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此外，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持续上升也与房地产密不可分。
课题组认为，目前有3条可能的重大风险，需要妥善进行应对。
风险首先来自房地产行业杠杆率过高，警惕信贷突然收紧导致的债务危机。
课题组认为，房地产企业不能被动等待纾困政策或股东资本，而是要主动出击改善流动性、偿债能力。可以尝试通过减少拿地，加速去库存化、轻资产化，以减少资金大额支出及资金在房地产产业链上的低效占用，使资金向高效回报的位置积聚，并加速销售资金回笼；短期内来看，也应积极寻求战略投资，谋求长期改善经营模式、优化资金结构。
其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也不容小觑。课题组认为，虽然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理工作持续开展，但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仍面对来自隐性债务的传统风险与后疫情时代的特殊风险，特别要警惕举债规模与偿付能力错配的情况。
课题组建议，一方面要从债务结构上进行调整，对于国企举借的政府性债务应进行有效置换，划归为地方政府债务或中央政府国债，另一部分真正的企业债要流转起来，对于不良债务要及时“排毒”、重组，避免持续给“僵尸企业”输血；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将国企从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中剥离，给国企松绑，真正做到政企分开，避免国有企业继续成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
课题组同时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统一管理地方基建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与监督，目的是通过该方法把地方隐性债务从银行体系中切割出去，不让地方政府的融资和再融资继续挤占宝贵的银行信贷资源，从而有效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同时通过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对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对其基建行为形成有效制约。
中小银行经营风险同样不得不提。
课题组建议：一方面应利用政策工具引导中小银行回归本业，服务小微企业，如将业务结构纳入银行业绩考核体系，以税收优惠、融资便利、利率限制放宽、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等形式提供外部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推动金融体系与科技体系的融合，从实处为中小银行信用风险控制提供支持，如帮助中小银行实现金融科技覆盖，利用区块链、供应链金融等技术、服务改善小微企业信用不足、担保不足的现状，同时促进贷款业务正规化，减少信息不对称。
■问：大宗商品带来通胀压力？
■答：CPI的上涨空间依然有限
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快速上涨态势，而这也明显地推升了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PPI）的上涨，其同比增速呈现出同步加速上扬趋势。
大宗商品价格对PPI的影响力度，在工业生产部门呈现出由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依次衰减的态势。
课题组认为，总体来看，应对疫情下的流动性充裕、国际大宗产地减产商品、政策性供给收缩以及需求复苏，是此轮大宗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而在未来短期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的空间较小。
得出这一结论，取决于4个外部因素。
一是随着一些国家疫苗接种进度快于预期，推测未来疫情可能会有所好转，大宗产品的国际产能和供给压力可能会有所降低。
二是美联储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的种种表述，提高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预期。市场同时认为，美联储有可能在今年第3季度释放缩减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而流动性的收紧，从美元标价角度对大宗商品继续上涨有抑制作用。
三是在前期大宗商品持续上涨的压力下，国内稳步推进的碳达峰和碳中和限产政策，与短期内亟须保供稳价政策之间会有一定的协调，有利于通过国内供给增加以抑制价格上涨。
四是目前中国经济的生产端恢复较好，但需求端的消费、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复苏的力度相对还较弱，这将从需求侧方面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
为促使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更快地回归到合理的水平，保持宏观价格的稳定，课题组提出4条建议：一是继续采取稳定和增加国内大宗产品生产和供给的措施，协调好长期双碳目标下的限产政策和短期保供稳价政策之间的关系；二是有效地保持市场的竞争秩序，查处大宗商品领域不正当垄断、炒作和哄抬价格的相关行为；三是长期内需要增强大宗商品的国内勘探和自我供给能力，拓宽大宗商品的国际供应渠道，并建立大宗商品战略储备机制，增强多方位供给的稳定性；四是需要继续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大宗产品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提升生产企业对于大宗原材料成本波动的吸收能力。
课题组同时预测，大宗商品价格将在今年第二季度见顶逐步回落，并带动国内PPI同比增速的回调，预计2021年PPI同比增速为5%左右。虽然PPI增速上涨明显，但是PPI向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传导较弱，因此全年CPI温和可控，消费领域并无通胀压力。但课题组同时建议，需要更多地采取引导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方式，防止大宗商品和PPI上涨通过不合理的通胀预期向CPI传导。同时，需要通过相关的政策宣传、公告和舆论引导，使居民增加大宗商品上涨并不一定带来消费领域价格全面上涨的认识，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合理的通胀预期，防止通胀预期带来消费端价格的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