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菁 整理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征程，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过程中，留下了台湾同胞的足迹。他们从岛内来到大陆，被中国共产党人感召、鞭策，自愿加入这个伟大的群体中来。本期起，我们与北京市台联合作推出《一心跟党走》专栏，讲述在京台胞中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故事，以他们的视角和心路，看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得到人民的拥护、支持和信赖。

■在台湾学唱《义勇军进行曲》

1924年，我出生于台湾台南，家里经营着一间不大的药铺。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下度过。小时候我一度误以为自己是日本人，但上中学以后就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而台湾岛是遭到了日本的殖民侵略，认识到这一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殖民者总是歧视我们，而且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对我们区别对待。

1943年，我进入“台北帝国大学”（日本投降后更名为“台湾大学”）后，开始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并且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一些抗日团体，比如当时我参加了“协志会”的活动，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抵制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保护和弘扬中华文化、台湾地区的本土文化。在这里，我读到了《论持久战》，当时协会还有一个成员的家里，有一台从大陆带回来的风琴，里面录了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几个同学就常去他家里学唱这首歌。

1945年，日本侵略军开始节节败退。为了负隅顽抗，当时在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者发布“学徒动员令”，逼迫台湾青年学生为日军挖防空洞、修工事。这年3月，我所在的台湾大学全校学生都被逼着到台北士林的观音山上挖防空洞。当时我们连肚子都吃不饱，还还要被逼着给日军干活，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天天都盼着能赶紧打败日本侵略者，让我们能早点回到祖国怀抱，早点获得自由。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了半个世纪的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记得当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们都激动地跳了起来。后来从观音山返回学校，我们都是兴奋地一路小跑回去的。很多台湾同胞和我，都是从这时起，充满期待地希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我们学生开始学汉字、学拼音，开始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国民党党歌。虽然处于暂时的“无政府”状态，但整个社会一点都没乱，人们自发地管理和维持正常秩序。各地都在开庆祝会，人们高兴地放鞭炮。

1945年10月25日，当陈仪将军以中国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身份到台湾接受日方投降时，我们一帮同学还到机场去欢迎他。因为台湾失去祖国很多年，所以当国民政府代表祖国来接管我们时，我们觉得是祖国的亲人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我也是从那时起，就有个强烈的愿望：我要转学机械，在祖国工业强国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后来令人遗憾的是，没想到国民政府一度表现不够好，贪官污吏横行，物价飞涨，台湾老百姓的日子十分难过，大家对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不满逐渐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爆发，这是一次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煽动，完全是自发的台湾群众反抗运动。当时，作为青年学生，我怀着满腔热血，也希望在这次群众运动中有所作为。我和同学联系了台大医学部的一个指挥部，计划夺取国民政府的一个武器库，但后来由于人员协调、突降大雨等因素，行动取消了，我也因此躲过一劫。

让我没想到的是，“二二八”事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经“协志会”同学郭琇琮（中共地下党员）介绍，我得知国民党当局在本岛招录工科毕业生前往大陆工作，我决定和这位同学一起到“红色中国”，后来我被上海通用机械工厂录用。当时让我离开家乡台湾的信念是，“白色中国不行，红色中国或许还有希望。”

1948年9月，父亲把我送到了基隆港开往上海的客轮，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此行，竟是我与父亲的诀别。

■朝鲜战场上几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初到上海，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但在台湾同乡的帮助下，我开始学习了普通话，了解祖国大陆、了解革命运动。

来到上海初期，我还和家人、同学保持着联系，然而不久后就通信中断了。当时的我，和来到祖国大陆的台湾乡亲一样，期盼着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早日回到台湾。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我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改变。

1949年，我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军团“台训团”，1950年10月29日，抗美援朝战役打响，不久我就接到命令，作为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科的英文翻译入朝。

我在朝鲜一共待了3年零4个月，经历了从二次战役到五次战役，直到后来坑道里的战斗。从兵团部到师部，从敌工科到侦查科又到敌工科，3年间我似乎是在敌我双方百万大军交锋漩涡的边缘走了一圈。朝鲜战争，让我对现代局部战争以及外交斗争有了第一次体验。每当想起在朝鲜的日子，我就会十分想念长眠在那里的战友，正是他们舍生忘死的战斗，新中国才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与世界头号大国交锋并战胜他们。也正是在朝鲜战场，我深深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顽强精神所感动，在战场上，我几次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因为部队总在流动，在战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没有能实现。

■台湾是我的故乡，北京是我的心安之所

1953年4月，结束在朝鲜的工作，我与一大批从全国各单位、各部队调来组建停战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乘坐火车从平壤回到北京，我有幸来到新的岗位，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曾被派往中国驻日使馆工作，后来又担任过北京市台联的驻会副会长。1972年，中日建交前的一次重要外交会见，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朋友远藤三郎为首的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一行，我就担任了翻译工作。从朝鲜战场回来后的第三年，我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来到大陆的这些年，我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和政党。尽管现在两岸仍被人为隔绝，祖国统一还未完全实现，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台湾永远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来到祖国大陆生活的这70年，我也深切感受到，只有一个一心为民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强大，人民才会过上安康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我对岛内当局最失望的地方。未来希望台湾乡亲能有机会，多到大陆来走走、看看，加强和大陆同胞的交流和沟通。其实我们台湾同胞向来有热爱乡土的传统，我也很怀念自己的台南老家，但这种乡土情结，不应影响我们对大陆乃至祖国的认同和情感。就像台湾和北京在我心中的位置，台湾是我的故乡，北京是我人生中生活最久的地方，也是我的心安之所，我的人生能遇上一个又一个的时代漩涡，能参与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进程中，我感到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