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的10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10年间，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湖南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有一座牌坊，牌坊背面的一副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1927年以前，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是国民党政府办公区，只为富人服务，不管穷苦百姓死活。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建立后，建立工农武装，惩治土豪劣绅。人民政府爱人民，深受群众拥护，吸引了广大农民投身革命，茶陵大地涌起红色浪潮，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进一步总结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三位一体的武装割据思想，解决了工农联盟的核心问题。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实际开端。

建立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

“喜鹊鸟呀叫一声，毛主席带来好光景，一件喜事传过来，政府发来土地证，土地证呀四四方，脸上好像鲜花放……”土地革命是井冈山斗争的首要任务。这首流传的民歌生动表达了农民分得土地后的欣喜。

根据地建立之初，分田只是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逐步巩固，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农民拥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一条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解决了在农村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为以后赣南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共六大召开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开辟、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到1930年夏，全国建立了大小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全国先后创建13块比较大的苏区，红色区域40余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3000万。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此后，苏区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在实际斗争中坚持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做法。比如贯彻落实土地革命路线，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了大批商人、知识分子、医生等中间阶层，第一次以国家宪法的名义颁布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这些政策对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创立和巩固，对于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党派诚恳合作

1927年7月，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蒋、汪之流决裂。同年8月1日，宋庆龄和邓演达等22名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为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

这些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斗争。

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原系冯玉祥西北军之一部。季振同任第26路军第74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向官兵讲话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要自强，雪国耻，收复国土和主权！”同年12月，季振同等人一起发动宁都起义，率领第26路军1.7万名官兵弃暗投明，后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红五军团在反“围剿”作战中英勇顽强。

起义后不久，季振同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1932年1月，由朱德和周恩来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季振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对宁都起义有很高评价：“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1936年5月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呼吁：停止一切内战，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敌救国政权，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救国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信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表示“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和你们合作。”

民族大义为重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全民族抗日的号召。

而此时，中国民族革命营垒也进入大变动的前夜。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艰难的长征。

红军中的红色土司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长征中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灵活有效地开展对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胜利完成长征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供了经验。

红军长征经过了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赞誉和拥护，广大民众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更为红军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

在川西高原，红军向羌族土司安登榜宣传“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羌人自己的苏维埃”的民族政策。安登榜毅然参加了红军。

他对羌族同胞宣讲：“红军是为我们羌族人民谋解放的队伍。”羌民积极为红军献粮、运粮，用牛皮、羊皮给红军做皮衣、鞋子。红军指战员也主动帮助羌族同胞干活，军民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和真挚的感情。

1935年6月，羌族同胞自己的武装——红军羌民游击大队宣告成立，安登榜率200余名羌族勇士加入红军，并被委任为羌民游击大队长，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位红色土司。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救国神圣事业而奋斗，并领导发动“一二·九”爱国抗日运动。

1935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这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也逐步实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

红军到达陕北后，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936年4月初，周恩来应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之邀，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率李克农等赶赴延安同张学良密谈。

晚8时，延安城街面已十分宁静。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在清凉山下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进行。

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

“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周恩来颇感惊讶。

张学良笑道：“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一阵笑声过后，会谈转入正题。张学良接受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但表示，抗日不能反共，也不能反蒋，要设法使蒋抗日。

周恩来充分肯定张学良坚持抗日的大义，表示尊重他提出的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并坦诚相告，要报告党中央讨论后才能决定。

窗外春寒料峭，室内灯火通明。友好的会谈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4时才结束。

通过会谈，周恩来与张学良彼此间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周恩来致函张学良，称：“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几十年后，张学良还兴奋地说，两人“初次见面”就“非常佩服”周恩来。

自此，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作出了“逼蒋抗日”的“惊人之举”。

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第二次“握手”。10月初，中共中央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进一步提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华民族抗战局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正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