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其最后一个会议日，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同时选出了6位副主席、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当宣告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时，与会委员全部起立，热烈鼓掌、欢呼数分钟之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
这个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共同奋斗的结果，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
如果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让一切爱国阶级、阶层为着一个目标奋勇向前，那么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则是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历史性关口，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选择并建设一条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光明之路。
在“民主之家”望“民主之国”
嘉陵江畔，鲜英特园。重庆谈判期间，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借住于此。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期间，飞抵重庆参与谈判的毛泽东，曾先后三顾特园拜访张澜。第二次来特园时，除了张澜外，毛泽东看到沈钧儒、黄炎培等也都来了，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他还充满自信地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从“民主之家”到“民主之国”，这是经历了军阀混战、14年浴血抗战换来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向往的康庄大道。
光明在望，捍卫和平，是那个时刻一个普遍的社会认知。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企图依靠美国支持维持战前一党专政统治的阴谋，及其再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并妄图将内战所有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的险恶用心，亦昭然若揭。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也始终坚持与人民期待同行！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
而国共《双十协定》之核心精髓，即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双方确定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
从盛夏谈到中秋，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为全国人民所知。同时，民盟代表所提出改组政府目的在于使国家“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结束训政完成宪政”“各党派都能参加政府”的呼声也得以传递。
经过艰苦的协商讨论，于1946年政协会议上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也明确提出：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当，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有出席委员的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
谈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和帮助各种民主力量组成新的党派，并与各民主党派一道，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而努力。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先后产生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及抗战前建立的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陆续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
谈判期间，在会见柳亚子时，毛泽东还应其要求手书旧作《沁园春·雪》相赠，其“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磅礴气势，在重庆引起轰动，折服了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而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多次座谈中，毛泽东也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听取并交流对谈判的意见，形成了民主建国的共识。
人心所向“筑牢”第二条战线
相比之下，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不能容忍、也难以承受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企图渐露端倪——先是在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上意图瓦解民主同盟、孤立共产党；紧接着，公然推翻政协协议所提出的宪法原则，完全否定了政协关于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协议，表明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不仅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要求，甚至就连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容忍。
背信弃义者，人必弃之。从围攻殴打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成员的“下关事件”，到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闻惨案”，再到内战的全面爆发，都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
弃民生于不顾者，民必伐之。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卖国政策，叠加国民政府各级军政官员在收复区的掠夺性接收，以及美国在经济上大肆入侵和美军在中国大地上的横行霸道，使得处于国民党统治区里的民族资本处于危殆境地，农业经济凋敝，通货膨胀，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
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领导，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把党的工作推进到一切大城市中去。而党对国统区工作的加强，也有力推动了国统区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的迅速崛起。
在国统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使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深深陷于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境地。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与发展，证明广大工人、农民、市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少数民族、爱国华侨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都逐步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政府内外交困，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
得民心者，得天下。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一方面，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多数上层分子和中产阶级也不想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一条广大而坚固的统一战线在革命中形成，也成为革命胜利的有力保证。
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要求彻底揭露美蒋组织的以中间派别面目出现的“和平阴谋”，做好争取和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
伴随着毛泽东所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及相继发出的一系列党内指示，党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得以全面阐释——其强调了没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不可能胜利；明确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大政策；强调了革命胜利后由四个阶级“坐江山”；指出了实现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正确途径；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
荣辱与共 肝胆相照
成功之路道阻且长，但没有一步是白走的路。这边，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那边，1948年3月28日-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与1946年11月-12月间召开“国民大会”时仍有部分民主人士受其蒙蔽、对其怀有期待不同，这一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多地站在了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这为全国胜利准备了政治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反对独裁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在国民党军队中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大批国民党爱国将领率部起义投诚，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消灭了国民党政府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蒋介石在政治和外交上陷入严重孤立境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
而从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选择到共同奋斗，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荣辱与共，换来了肝胆相照。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积极响应，从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拉开了序幕。
随着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复电，邀请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平津沪民主人士走北线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香港民主人士走南线到东北解放区，到1949年3月，应中共中央邀请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科学家、作家及部分家属等共计350人以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1949年9月20日，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最终确定，共计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占26%，民主党派约占30%。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反映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所经历的复杂曲折的历程，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保证了国家新民主主义的前进方向。
渡江战役后，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的必然结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会议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共同纲领同时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中国历史，自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