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包松娅
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一定程度上，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事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多个文件推进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部署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
但不容忽视的是，现阶段农业生产水平和检测、监管能力与人民群众的安全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和突发问题时有发生。加快绿色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依然是当下“三农”问题中的重点篇章。为此全国政协紧紧盯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多次将该议题列入年度重点协商议题。面对新形势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要求，今年，“加快绿色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再次“入围”年度重点协商议题。为了增强协商实效，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多次提出指导性意见；辜胜阻副主席专门召开调研座谈会，与有关部委、地方部门同志和相关专家线上线下交流讨论；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罗志军率调研组赴山东、江西进行专题调研。同时，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还开通主题议政群，21个界别73位委员围绕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讨论情况、反映问题、出谋划策，共计发言327次、近6万字。
9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召开第五十二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带着调研路上沉淀的思考，带着基层的声音，也带着对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的责任与担当，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部委相关负责人通过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这个“平台”坐在了一起，进一步汇集众智、凝聚共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扭住绿色发展“牛鼻子”
2017年9月中办发56号文件《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第一次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标志着我国农业开始走上绿色发展的轨道。
时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余欣荣委员对此文件印象深刻，因为四年来，在文件的落实推动下，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当然推动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农业绿色发展‘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问题还比较普遍。”余欣荣说。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也为农业绿色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余欣荣建议，制定出台《“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绿色发展作出的新部署，对未来五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改革举措，以规划的形式予以明确。
除了顶层设计，余欣荣关注的另一方面是农业绿色人才培养问题。他认为，当前的人才培养机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要加快构建以科技型企业为重点，鼓励各类科研机构和人员积极参与的农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同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农业绿色发展科学与工程”交叉创新学科，以满足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对复合型人才和大量现代绿色农民的迫切需要。
“农业绿色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科技进步，中国植物科学水平在全球有重要的地位，一些领域有引领态势，有能力和潜力支撑我国的农业稳步发展。”作为科研人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原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种康委员深知，大量的案例已经证明，通过分子设计等前沿科技手段完全能够实现少打农药、少施化肥等农业绿色发展理念。
“要持续重视农业生物基础研究，建立种质资源全国性协作网络，同时制定政策在鼓励发展绿色种源，引导企业育种协同创新，加速绿色成果推广。”种康呼吁。
沈阳农业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委员同样认为，没有抗逆强品质优的品种和过硬的绿色生产技术，要实现绿色生产是不可能的。“比如蔬菜病虫害严重，不用药会严重减产，生产者就不可能不用药。”鉴于每个阶段创新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李天来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打破作物绿色生产科技创新项目设计的短期行为，破除过于关注新概念的浮夸作风，设立稳定的专项，长期支持作物绿色品种和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确保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
补齐农产品质量安全关键“短板”
进入塑料大棚，黄瓜花、南瓜花正开的热烈。实地调研中，委员们在田间地头必问的几个问题一定是，“咱们用的什么肥？打不打农药？产量和销量怎么样？”
诚然，化肥和农药在推动农作物产量提高上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带来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仅占世界8%的耕地却消耗了全球化肥总量的33%-35%。据FAO统计，我国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强度远高于欧美国家，过度用药与病虫害抗药性增强，形成恶性循环。如何减少化肥和农药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之一。
座谈会现场，作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关键，但也是当前农业绿色发展的短板，“农药减量增效”也是大家协商的重点之一。大家反映的问题与调研发现的情况基本一致，比如许多小农户科学合理用药意识淡薄，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没有建立起农产品生产记录制度，生产档案很不健全，直接影响质量追溯体系。
“要严格线下线上农药经营许可条件，推进经营门店控量提质，实现农药登记的‘合规性’与‘服务性’并重。”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程永波委员提出，要将规模经营主体及植保服务组织纳入系统管理平台，落实生产台账制度，细化农药使用信息、作物药害报告，实施用药全程化跟踪管理。
源头追溯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两个关键之一，在原中央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组长宋建朝委员看来，另一个关键环节——把好入市关口同等重要。
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均需经过批发市场流入千家万户，如何把住这个关口？宋建朝认为，除了市场监管部门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作为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凭证，入市必检之外，建议将合格证制度由单纯承诺制改为承诺制与证明制并存，切实把好农产品批发市场入口。
新疆农业大学校长蒋平安委员聚焦的是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尤其要大力支持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建设。此外，针对部分地区检测能力不强的现状，蒋平安建议，落实配套资金，实施财政补贴，为地方各级检测机构添置精密仪器设备，改善检测设施条件，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还有不少委员将目光投向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情况，北京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武委员是其中之一。
农业面源污染是造成水污染和土壤污染风险的主要原因，因为多年的蔬菜研究工作，李武非常清楚面源污染的危害，他呼吁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大对新型肥料和农药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加对农药化肥使用者的技术培训，提高使用效率降低污染；此外要普及科学认知，消除“施用化肥的农产品是不安全的农产品”“零增长就是要零使用”等认识误区。
土壤污染问题，也是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委员连续关注多年的问题，他补充建议，农业农村部牵头，会同生态环境部、国家标准委等部门，在广东的经验基础上，加快建立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的国家标准体系。
此外，根据刘昕提供的数据，我国农用地地膜当前覆盖面积约3亿亩，每年地膜需求量约150万-450万吨。由于可降解地膜工艺技术尚未成熟，目前使用的所谓降解地膜，使用过程易破裂和降解过早，碎片根本无法回收。“建议将生物可降解地膜研发列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作，尽快在提高可降解地膜力学性能和可控降解性能取得重大突破，确保国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顺利实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刘昕进一步提出。
聚焦百姓“菜篮子”安全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农产品质量安全就是千家万户“菜篮子”的安全。
中国人的菜篮子里，肉类一定占据着重要位置。一直以来，我国都是肉类生产和消费大国，肉类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1/3左右，肉制品消费多以鲜肉为主。
“肉类产品质量安全与饲料、养殖、屠宰、加工、物流等环节密切相关，但行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程度仍比较低，影响了行业整体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乔晓玲委员长期与食品打交道，她发现，肉类制品虽然种类繁多，新产品发展迅速，但标准制定却落后于产业发展需要。
在乔晓玲看来，标准与安全息息相关，但现有标准仅从安全角度对肉类食品产业进行了规范，没有对产品质量进行限定，无法实现优质优价，另外现有标准安全指标不全，缺少微生物和脂肪氧化等限定指标，易造成食品安全隐患。乔晓玲建议，及时梳理整合现有标准，完善指标体系，健全质量安全、营养品质、分等分级等方面标准，推进实施对标生产。
作为肉类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与出口国，养殖产量占全球2/3，为人类提供优质的食物蛋白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优质食材，水产品安全同样是消费者所关注的重要话题。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委员认真研究了我国水产品安全隐患。近年来，我国水产品污染物膳食暴露与健康风险评估表明，抗生素等药物残留、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膳食引起健康风险均极低，相反水产品中的致病菌、寄生虫超标导致患病存在一定的风险。
然而，风险低不等于不存在，麦康森也承认，目前消费者普遍关心的滥用抗生素、违规使用孔雀石绿、甲醛等问题依然存在。“建议制定国家的水产品产量目标，划定1.8亿亩水产养殖水面红线，规划具体的养殖区、限养区、禁养区以及养殖容量。采取许可证准入制度，尽快实现我国传统家庭式经营到规模化现代渔业转型。”麦康森提出，同时要加强渔药代谢的基础研究和专用渔药开发，指导科学用药，加强与水产养殖环境、产品质量安全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
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肉类消费虽多，蔬菜仍是主角。座谈会前，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天津市委会主委齐成喜委员专门调研了天津市武清区大梁镇设施黄瓜生产情况，通过“解剖麻雀”，他发现占比达80%的一家一户种植散户仍是保障农产品安全的监管难点。
“当前重点要突破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增加家庭农场的数量，扩大新技术应用范围，提高农民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守法意识，大面积推广‘三品一标’生产体系，提高农业技术服务和质量监管的工作效能。”齐成喜说。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农业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绿色发展行为的落地实践，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防线一定会越来越牢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