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网购、浏览、打卡、订票……随着“滴”的一声响起，我们在支付之余也完成了个人行为数据的生成——您是否想过，这些数据到底是归我们，还是归他们？当有一天我们不希望被分析时，又该如何保障自身权益？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是为此而生。5月28日-6月28日，征求意见稿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只有在用户知悉收集使用规则并明确同意后，网络运营者方可收集个人信息；可包含于隐私政策中，但要集中展示，不能散见于各条款中。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主任连玉明看来，当数据已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性生产要素，有关数据的“权利”之争，就成了数字经济必须做好的一道必答题。

数字权属已成数字时代诸多问题的起点

记者：您认为，我们的数据究竟属于谁？

连玉明：数据确权是数字产业发展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华为与腾讯的数据之争，还是顺丰与菜鸟的“接口门”，或者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背后的核心都是数据权属问题。

事实上，数据权属不单是归属问题，它还是数字时代诸多问题的起点，关系到个人隐私保护、数字经济发展、国家主权安全。我国已多次提出数据确权的要求，《“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也指出要加快推动“数据权属、数据管理”立法。全国人大财经委亦提出完善“数据权属、权利、交易等规则”。“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从各省市新基建规划看，数据确权方面最为亮眼。

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均尚未从立法层面对数据确权问题作出正面回应。为此我有3个建议。

一是加快研究出台数据领域基本法，将“数权法”列入国家立法规划，明确数据权属问题。同时，在即将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中进一步明确数据的权属关系，依法赋予数据主体权利。

二是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建立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通以及交易的相关制度，为数据化的生产要素提供系统化的法治保障。

三是在国家层面进行全局统筹，成立国家数据委员会和数字经济发展与监管委员会，综合运用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确保数据保护、利用与安全并重。

制定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点的竞争监管体系

记者：在您看来，数据反垄断，我们的任务又有多艰巨？

连玉明：当前，平台企业间不断出现涉数据竞争纠纷，平台二选一、独家交易权、数据拒接入、大数据杀熟等涉嫌垄断的问题与日俱增。

换句话说，数据垄断成为一些超级平台的特权，威胁政经安全、数据安全和国家主权。

在处理数据垄断问题时，我们面临3大难题。

一是平台经济一旦形成规模，就会有较高市场门槛，特别是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极易形成壁垒、阻碍竞争，出现强者恒强、赢者通吃的局面。

二是由于数据类型众多、数据迭代迅速等原因，使得数据要素市场的反垄断行为认定难度大。

三是数据产权等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促进竞争与保护权益之间难以取得平衡。

为此，我建议，一要健全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的数据反垄断规制，重点考虑新增超级平台、算法垄断、歧视操纵、数据主权、域外效力等规制条款。二要提升数据反垄断执法机构级别，进一步增强数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提高数据掌控能力、数据安全能力、数据治理能力。三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构建起政府、企业、消费者、第三方等共同参与、协同监管、多元共治的新格局，制定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点的竞争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