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雪

甄贞：

无党派人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刑事诉讼法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7月9日，阳光合唱团在排练场进行着一场轻松热烈的表彰会。

每宣布一位得奖者，这群年过半百、头发花白且稀疏的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掌声笑声，间或还有相熟者的打趣。他们正在表彰团员们在建党百年活动期间的优秀表现——

“××，获最佳表情声部长奖！”

“×××，获低音震喊勤奋奖！”

“×××，获微启朱唇歌唱奖！”

“×××，获偶尔下凡美女奖！”

……

这些自带笑点又不乏背后“故事”的奖项名称，又是团长甄贞的主意。甄贞自己也在一片欢乐中，笑哈哈地接过一张奖状，上面写着“唱团集结号手奖”。这个奖可不虚，合唱团成立两年，她在群里已经发了103个“团长令”。

甄贞今年63岁，白皙的面容上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卷曲的烫发被她收拾得服帖在耳后。出现在人前时，总是精神抖擞，走起路来快而有力。

阳光合唱团的成员不到50位，都是甄贞在不同阶段认识的朋友，最多的还是检察系统的老检察官们。他们和甄贞一样，大多已经退休了。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像无党派人士甄贞这样的非中共党员，占到了六成；履职方面，甄贞算得上委员中的“模范生”，3年来全勤参加了全体会议和常委会会议，而且在近年来的各类协商议政活动及新闻活动，她都有不小的曝光率——

两会提交提案、常委会会议发言，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恳谈室、委员会客厅、委员通道等，都出现过甄贞的身影。

在这些平台上，甄贞为依法治国、司法改革、刑诉法修改呼吁过，为诉讼监督、公益诉讼做过普及；她关注过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进展，也调查过农村教师、留守儿童的状况；她思考过农产品批发市场该如何发展，还为网络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发过声，为防疫抗疫建过言，为改善民生献过策……目前，她正在关注的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护工等系列问题。

可以说，委员个体的所思所想，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其所在领域界别的关注点，进而为凝聚更广泛的共识提供着一份智慧。

每一次发声，甄贞都极尽真诚地发出她认为正确的声音。

■退而不休的认真

2019年3月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休后，不到一个月，甄贞就成立了阳光合唱团。

合唱团曾赴藏区扶贫、参加过世界戒毒日活动、慰问过国庆70周年阅兵方队、受邀到企业、律所和检察系统多个单位参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演出。直到2020年1月，甄贞带着合唱团还登上了全国政协礼堂的大舞台，为全国政协已故知名人士的夫人2020年春节茶话会献唱了《情怀》《我和我的祖国》两首歌。这之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合唱团遭遇了长达9个月的“停牌”。

进入2021年以来，演出节奏陡升。“七一”前的一个多月里，甄贞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他们先后受邀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几个基层检察院登台演出，受到干警们的热烈欢迎。老检察人对检察新兵的嘱托和希望，被合唱团员们融化在《老检察官的记忆》的歌声里，唱给了在场的年轻听众……

从小到大，甄贞一直是文艺骨干，唱戏、跳舞、说三句半、演小品、演话剧都曾上过全校舞台。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后，还是书记员的甄贞，就带着高刑一庭的同志们自编自导自演了讽刺哑剧，获得当年全院文艺汇演的一等奖。

当年这位“什么都喜欢、什么都能来两下子”的女青年，如今带着一个群众性文艺团体，围绕着“乐、健、寿”的宗旨，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将小团体发展得还不错。

为什么不找点钱扩大一番？“毕竟有公务员身份，比较忌讳找钱这事。有多少钱就办多大的事儿呗。场地、训练老师都是现成的，不花钱。我偶尔也给团员们发点儿‘奖励’，女生一人一件裙子或衣服，某多上买的；男生一人一套信封，就是咱们全国两会的那套首日封……”

听着甄贞兴致满满地讲她的勤俭持团“经”，不料她话锋一转，很直接地道出了热闹背后的寂寥：“其实，退休以后的状态和在职是不一样的，但也需要社会上对他还有需求的这么一种认同。”

衰老的体验往往来得更早一些。为了对抗衰减的记忆力，甄贞爱上了发朋友圈。

出差路上，甄贞是拿着手机拍得最多的那一位，拍完还不算，她会及时整理发出去。比如，到一个点调研十几分钟，她看完、问完、拍完了，在赶往下一个点的路程中，她会选出图片、配上文字，点击微信右上方的“发表”。接下来，甄贞朋友圈的新朋旧友们，就能够透过她的视角，看到当地的景、人和事，还能一窥她对此的看法，她管这个叫“编小报”。

朋友圈里，有甄贞经历过的美好时刻：有参加全国政协调研的见闻、随国务院参事室外出考察的行程、和朋友远行的路书、与合唱团排练比赛的现场，以及家里的饭菜和与老人在一起的点滴……回看这些生活的记录，家国情怀、百姓日常、个人悲喜跃然“纸”上，历历在目。

“总结2018年履职工作时，我就把那一年的朋友圈从头到尾看一遍，总结就有了。”在甄贞的《2018年度政协常委履职报告》中，7次赴外省或出境调研或督查活动的记录清晰而详细——

“5月7日至11日随全国政协社法委到云南昆明、宝山、怒江、泸水、昭通，就精准扶贫工作进行实地调研；5月15日至20日随全国政协无党派人士界别到甘肃兰州、临夏、天水、陇南等市，参加‘聚焦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调研；7月23日至27日随全国政协社法委赴四川成都、广安、遂宁，围绕‘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大环境违法打击力度，提高环境违法成本’进行调研……”

咀嚼着这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信息，脑海中回想的是调研中行色匆匆、有些特立独行的甄贞。

■不平则鸣的率真

第一次当面见到甄贞，就是在调研途中。当时她正在酒店大堂站着，另外一位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姜建初走过来同她说话，这才得知她刚从嘉兴参观完红船，就赶到了打响武装革命第一枪的南昌。

甄贞的父母都是军人，她身上也带有军人式的干脆和利落。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她，普通话既标准又干脆，并不见因年纪的增添而有浑浊音或拖长的尾音。

那天晚饭后，当众人都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甄贞选择一个人前往另一个方向探路。那锵锵利落的背影，传递出的不只是勇敢，还有些许孤独。

甄贞第一份工作是在法院刑庭，负责二审和死刑复核案件的审理和记录。“整天面对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这类穷凶极恶的案件，感觉天空都是灰的，花花草草也是灰的。”

1983年“严打”期间，那时还没有现在高大的办公楼和诸多庄严肃静的大小法庭，也没有这么多装备齐全的法警。

在昏暗的地下室，法警一下子带进来27个大男孩，这个团伙平均年纪在20岁左右，其中3个主犯光着头，还戴着手铐脚镣。

门咣当一关，房间里就剩下甄贞和另外一位年纪更小的女书记员，提讯一群已经一审判定犯下重罪的罪犯们。

门外，只有一个法警在走廊里来回地巡逻。别的房间要么正在开庭，要么正对提讯的犯人进行问询。

甄贞永远忘不了那个场景。她强作镇定地坐在房间内仅有的一张桌子前，进行开庭前的程序性讯问。桌子下，她的一只手紧紧攥着一个木质桌签，这个写着“审判长”的桌签本该摆在桌子上，却被甄贞当作了防身的武器。

“那时候，晚上会做噩梦。不是犯罪嫌疑人把我包围在山头上，就是我反身去追犯罪嫌疑人。”为啥还去追嫌犯？当时法院有明确的纪律：不能跑了嫌犯，不能丢了案卷。如果出了这两档子事，就是天大的错。尽管心里害怕，甄贞还得瞪大了眼睛，紧紧盯着提审嫌犯的一举一动。

其实平时里，甄贞不算胆小的。

人民大学大门前有一座过街天桥，甄贞在人大教书时，常从天桥上走。早前有段时间，天桥上经常有小孩偷东西。一次正好被甄贞撞见，她大吼了一声。这一声，却招来了一帮教唆小孩偷东西的大人，他们哗啦啦地从天桥另一端往甄贞身后包抄。甄贞顺着天桥连忙跑进了对面的商场，在里面七绕八绕，确定没人跟踪了，才跑回家。事后，先生常提醒她：“你以后不要再喊了，看看多危险。”

现在，中国早已看不到这样的事了。从一名中国公民的视角，甄贞也真切感受到，中国社会越来越安全，治安越来越好。

通过发案数的变化她发现，“这些年刑事案件量下降了，而且案件种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甄贞分析，过去因为大家都穷，侵财类案件非常多。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支付，盗窃类案件自然而然变少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诈骗类型的案件逐年增多。

这些感受和观点，甄贞在讲课时会时常提到。一次她在香港讲内地的司法改革及成效。讲完后，台下一片掌声。有人专门过来跟她交流：“甄老师您讲得太好太实在了，有些内容别人也讲过，但您说的，我们更愿意相信。”

“哪怕受众受过高等教育，也未必听得懂法律术语和政治宣传。还是要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用身边的例子讲给他们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对方接受嘛。”

甄贞说着一番平常话，传递出的统战思考却朴素深刻，不免让人加深了对她身上法律学者和政协常委身份的认识。

■履职尽责的较真

甄贞一直很自豪自己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这是她多年来凭借专业和在领域里的知名度得到的社会尊重和政治认可。

无党派人士的定义，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出台后更加清晰：“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

虽然是无党派人士，甄贞对自己的要求却是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

在单位里，甄贞一直是冒尖的那一个，考试第一，比赛第一，并且文艺表现活跃。有一次，单位正在开会，中途要学习一个保密文件，主持人请不是中共党员的人员先离开。会场里的几个实习生看到甄贞起身离开，都很惊讶。后来他们中有人对甄贞说：“当时，我们都没想到您不是共产党员，我们还觉得您最像共产党员呢。”在中国人民大学，甄贞四次被评为校级优秀班主任，任副检察长后的历年述职考评中，对她评价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

像不像共产党员，是一种政治追求；而是不是合格的法律人，则关乎职业尊严。

甄贞身上有着法律人常见的忧患意识，“比如说投资，别人可能会先想能多赚多少钱，我先想到的是有没有真实的项目，有没有签订合同，条款有没有漏洞，风险点在哪里？”这种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甄贞的职业走向。

1994年，放弃了在法院每个月800元的助审员工作，甄贞选择去读博、去教书。到人民大学教书后，她拿到手的工资只有每个月400元。对这种亏本的“跳槽”，甄贞想的却不同：“我怕跟不上这个时代，跟不上这个行业，总有一种危机感。所以，总觉得应该多学一点，多了解一点。”2003年，从人大法学院到检察院任副检察长，工资大幅“缩水”，甄贞却说：“我终于可以把书本上讲台上宣讲的‘正义’，落实到法律实践了。”

跟法律打了大半生交道，甄贞对法律有着朴素而深情的理解：

“国家治理需要法治，社会运行需要规则，保障公民权益更需要规则，这些规则从哪里来？就是通过立法完善把法律规定出来再去监督执行和落实，权益才能得到保证，社会才能正常运行。”她继而说道：“而法律是相对滞后的，社会在发展，各个领域的情况也在变化，需要法律工作者不断地发现变化，修订法律完善法律，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审视甄贞每次履职的高光时刻，无不是抓住了一个或在当下或在之后影响深远的法治话题。

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全会的大会发言上，甄贞建议对法官、检察官及辅助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改革。2014年《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通过，从此，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等改革起航前行……甄贞欣喜之余，北京一年有将近200起非法集资案件又令她痛心——老百姓的积蓄最后血本无归的不在少数。2016年，她在全国两会期间，又作了题为《惩治非法集资刻不容缓》的大会发言。

当年正是电影《老炮儿》上映之年，对甄贞这个有着北京成长记忆的“50后”来说，穿一身绿军装围着大红围脖在冰场上滑冰，与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招手致意，是值得重温的记忆。于是，甄贞和当年的同学们一起去后海冰场，谁料她在冰场上摔了一跤，又上了四天班，后听人劝去医院拍片一看，12胸椎和尾椎骨两处骨折。

那一次的大会发言，没人看得出甄贞是打着夹板上的发言台。“非法集资已从单纯的扰乱金融秩序、妨碍金融安全，上升为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整治非法集资，已刻不容缓！”

代表无党派人士界站在发言席上的甄贞神情专注，她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会场，真挚有力，分外嘹亮：“打击、封堵只是一时救弊，彻底铲除非法集资的土壤，必须从制度上疏导……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金融改革、经济发展、国家富强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