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季芳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异军突起，一批城市通史性著作相继问世，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和成都等城市都出版了各自的通史论著，这些大部头的著作奠定了城市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理论逻辑，功不可没。当下，我国城市化发展迅猛，但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如人口压力、环境污染、城市功能不健全、东西部城市发展差距大等。故加强城市史研究，构建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城市史研究理论体系、话语体系、逻辑框架、发展路径和新型城乡关系等问题，为中国城市乃至世界城市发展贡献中国学人的智慧，无疑是城市史学人的重要使命。
2021年7月，由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田澍教授担任总主编的5卷本240余万字的《兰州通史》在人民出版社付梓，这是甘肃地区的哲社学人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最好献礼，也是学术同仁为地方办实事作贡献的一件大事。作为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重大委托项目，该通史从立项到正式出版，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编写者达成了“统一认识、统一主题、统一结构、统一文风、统一进度”的共同指导思想，确保成果学术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亦有进者，该通史对多卷本城市通史的研究和撰写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力图推动中国城市史研究向区域性、跨学科性和大众性方向发展，并对当下城市建设提供精神内涵和思想动力。我们以《兰州通史·民国卷》的撰写为例，谈一些学术上的思考和心得。
唯物史观主导下的多重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基石。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强调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变革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形态发展变迁的新旧演进关系；强调环境决定人，人又改造环境的复杂关系，等等。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始终紧扣这一原则，无论是提纲设计、谋篇布局，抑或视阈场域都尽可能一以贯之。比如抗战时期是兰州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全书不惜笔墨深描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发展兰州的重要经济举措，对斯时兰州的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进行重点阐述，对其成效与不足之处予以充分评价。
社会史观要求撰史者必须关注底层，眼光向下，从微观史的角度关注大历史背后的各色人物。从邓春兰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男女同校，到抗战时期日机无差别轰炸兰州造成普通民众的生离死别，到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发动民众积极抗日和知识青年从军的热潮等等，民国兰州史的书写都着力呈现底层民众的生命图景。
史观是史学书写的灵魂，唯其如此才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能紧随学术潮流，实现与主流学界的对接和对话。
巨量史料的搜求与抉择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史每一个领域的资料都浩如烟海，数量巨大。资料的丰富虽然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为研究开拓新方向、新视阈提供了可能；但研究者生命有涯，耗其一生也不能穷尽所有的史料。撰写城市通史，史料的尽力搜求仍是撰写者的首要任务，同时对各种史料参照考证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编写者可以利用多种渠道深挖资料。第一，利用网络资料。如书同文古籍数据库、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大成故纸堆、全国报刊索引、中共党史期刊数据库等。第二，实地查阅。撰写者分别前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等机构查阅档案、报刊、古籍等。第三，实地考察。为了让编写组成员获得调查资料和更直观的认识，民国卷成员除了参加《兰州通史》项目组组织的赴榆中、皋兰、永登、红古等地的实地考察活动外，还根据本卷的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编写人员外出考察。第四，口述采访。口述资料的获取和运用，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感受到文字背后更温情的历史。
史料的真实性关乎整个历史研究大厦的牢固。兰州民国时期的史料众多，仅档案一项就多达几十万卷，若沉迷于浩瀚的史料当中，势必影响研究的进度。因此怎样去甄选更有价值的史料，就是编写者史学功力的体现。第一，档案优先。档案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资料。第二，报刊优选。近代以来，报纸杂志大量在城市涌现，新式媒体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舆论空间，成为一个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第三，其他资料尽力补充应用。这方面的文献也非常多，如调查资料、日记资料、游记、回忆录、文集等。
总之，要尽可能搜检利用史料，将之参照对堪，遴选最好的资料引入写作当中，做到资料利用最大化、资料质量最优化，达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要求。
今日之史著，明日之史鉴
一部城市通史既要搞清楚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又要追寻该城市所蕴含的文化命脉和独特个性，终极目的就是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精神养分和内在动力。拿民国卷来说，这一时期的兰州上承清代，下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与旧交织，传统与现代互渗，其社会变革的某些史实和特征至今犹存，故民国兰州卷的撰写更要把握兰州历史的精神内核，为今天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史鉴价值。
首先，民国卷必须要将兰州的重要地位进行充分阐发，增强兰州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作为通史，内容涵盖量大，但限于篇幅又不能事无巨细地展开。因此，我们对民国时期兰州的历史史实在保证翔实的基础上，力求概括性叙述，突出兰州自身特色，凸显兰州在全国的地位和在西北地区的区位优势。第二，努力去表达兰州近代化的独特性，为内陆城市史书写提供典范。相较于东南沿海，兰州的近代化进程迟缓，受经济发展和传统思想的桎梏非常明显。因此撰写民国兰州史不能按照近代化的普遍模式，而是要突出落后地区、内陆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典范意义。因是之故，撰写者尽可能将兰州放在国家视阈下去关照。第三，还要着力描绘兰州人民的奋斗史，治理兰州的经验史和中外联合建设兰州的友谊史，以增强人民建设城市的底气和勇气，为今天的建设提供成败得失的经验。
《兰州通史》的编纂出版彰显了兰州在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丝路稳定、促进西部开发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的原则，力求材料充实准确，评说公道公允，目的就是“为城市存信史，为市民立嘉言，为后人续精神，为国史添新篇”。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兰州通史·民国卷》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