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顺
《群众》周刊1937年10月开始筹办于南京，同年12月11日正式创刊于汉口，1938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1946年6月3日迁至上海出版。
在国民党的压制下，1947年2月28日，《群众》周刊在上海被迫停刊。1947年1月，《群众》周刊在香港开辟新版，向海外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此同时，大量经过伪装改换后的《群众》周刊被运往国统区秘密发行。1949年10月20日，《群众》周刊香港版正式停刊。
《群众》周刊在战争环境和国民党政府严苛的新闻审查之下，并非严格按周出版。从1942年7月15日出版第7卷第13期起，《群众》周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直至1946年3月10日第11卷第3、4期合刊改回周刊。
从1937年至1949年，《群众》周刊存续了12年，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存续时间最长的中央机关刊物。
在国统区创刊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党报党刊被迫转入地下。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蒋介石曾允诺在国统区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但一直予以拖延。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时又提出希望中共在国统区办一个公开的日报。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签署文件，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
1937年10月，《新华日报》在南京筹备基本就绪。由于日军进攻，南京危急，《新华日报》筹备人员撤退到武汉。
到武汉后，国民党湖北当局故意刁难，迟迟不给办理登记手续。报社人员提出，既然报纸不能出版，可以先出个杂志。经周恩来同意，决定出版一份政论性杂志即《群众》周刊。
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出版。
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读者需求的不同，《群众》周刊的栏目也有所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类：
为评论性文章而设置的栏目：如社论、短评、来论、专论、时评、时论、代论、两周评论、半月时事简评、半月时评等；
为了解时事而设置的栏目：如通讯、特写、国际一周、国内一周、时局缩影等；
为研究性文章而设置的栏目：如研究、批评、研究与批判、笔谈、书报评介、评介、书评及其他、问题讨论、读书札记、读报杂感等；
为推介性文章而设置的栏目：如广告、介绍新书、名著介绍；
为主要领导人而设置的栏目：如专载、转载、来件等；
为译介国外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文章而设置的栏目：如联共（布）党史研究资料、资料室、文献、文献与资料等；
为文学作品而设置的栏目，如小说连载、杂文等；
为介绍革命根据地成就而设置的栏目，如边铿、边区报告、解放区报告等；
为介绍抗战大后方而设置的栏目，如后方零缀等；
为编辑与读者沟通而设置的栏目，如编辑室、信箱、读者来稿、读者问答、通信、补白、读者之页、发微谈、启事、致读者等。
《群众》周刊在初创时期，栏目大体稳定，主要有社论、短评、编辑室、转载、来论、来件、通讯、读者问答、通信、介绍新书等。
庞大的作者群体
《群众》周刊自第2卷第24、25期合刊起，扩大篇幅，将《新华日报》中的社论、专论、特写、通讯及国内外大事记收录其中。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群众》周刊也结合整风运动的精神，设置补白、读者之页、发微谈、致读者等相关栏目，加强与读者的沟通联系，及时查漏补缺，促进刊物群众化。
在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增设边区报告、解放区报告等相关栏目，介绍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人民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增设笔谈、研究、批判等相关栏目，刊发了大量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论著，并对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群众》周刊的理论性定位由此得以彰显。
坚强的组织领导和优秀的作者群体是《群众》周刊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因素。《群众》周刊在武汉出版时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迁至重庆后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为了加强对《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领导，在武汉时期成立了王明任主席，周恩来、博古、华岗、潘梓年、黄文杰、吴克坚、何伟为委员的党报委员会，负责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和宣传工作。
《群众》周刊社设在新华日报社馆内，作为新华日报社的一部分而存在，由《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兼任《群众》周刊主编。
《群众》周刊拥有庞大的作者群体，主要包括几类：一是中共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任弼时、朱德、邓小平、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左权和刘伯承等都是《群众》周刊的重要撰稿人。他们立足时局的发展，结合自己分管的领域，发表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阐述重要观点。
二是《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新华日报》编辑委员会成员有潘梓年、华岗、章汉夫、杨放之（吴敏）、楼适夷、陆诒。《群众》周刊与《新华日报》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有一定的重合性。通过查阅他们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大都具有高等教育经历，部分还有海外留学经历，同时具备丰富的办刊经验。他们为《群众》周刊提供了优质的稿件，提升了《群众》周刊的办刊质量。
三是中共党内或与中共联系密切的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艾思奇、戈宝权、许涤新、焦敏之、卢竞如、朔望等翻译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章，在国统区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胡绳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为《群众》周刊撰写了一大批史学论文，批驳反动思潮，为现实提供借鉴；周立波、艾青、何其芳、卞之琳、丁玲、周扬、姚雪垠、臧克家等经常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讴歌解放区各方面建设的成就。
“新华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群众》周刊一方面立足现实，积极刊载与现实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另一方面侧重学术研究，尤其是与现实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为大后方的文化群体提供发表的平台，做到以史为鉴。
《群众》周刊所刊载的文章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既关怀现实又兼顾历史，既着眼中国又放眼世界。在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的12年中，《群众》周刊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罪恶，抨击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投敌叛国的丑恶嘴脸，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独裁专制、腐败无能的本来面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在陕甘宁边区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作为“新华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周刊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