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周秉建
主讲人简介：
周秉建，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巡视员。周恩来同志的侄女，在周家六兄妹中，她最小。曾任共青团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蒙古文学所副所长，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锡林浩特市政府副市长，财政部财政监督司财政监察专员、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等。
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他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他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周恩来同志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作为周恩来同志的侄女，周秉建更是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教，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对党史学习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期讲坛邀请周秉建委员讲述家教家风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近期出版的《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家风连着党风，也是百年党史的亘久话题。
回顾百年党史，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的确是令人感慨与叹服的。对待亲情，毛泽东一直倡导“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刘少奇坚持“不要因为是我的孩子，就迁就他们”。周恩来夫妇没有给亲属留下一分一厘，却留下了淡泊名利、自强自立的精神财富。朱德对家里的孩子们说，你们绝对不能靠我的关系谋官职、谋取利益。我们党的很多优秀领导干部也是这样，焦裕禄让孩子们比学习和艰苦朴素；谷文昌坚持“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杨善洲说：“我的手中是有权利，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廖俊波始终坚持一尘不染，直到因公殉职。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模范人物为全党、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而今我们要继续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周恩来同志是我的伯父，他的一生都在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之崛起和民族之复兴、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世界的和平而不懈奋斗着，从未给自身谋取过任何的利益。
作为周恩来的侄女，他是我最崇敬的伯父；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是我最爱戴的总理。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伯父
勤俭节约体现在生活方方面面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工作需要，伯父到红都服装店请老师傅量裁制衣的时候，认真地说：“我只要中国产的衣料，无论是毛料还是布料，都要国产的。”伯父的着装，永远保持着整洁和“中国化”。他在南开中学接受过良好的素质教育，一生都非常注重自己的高雅气质。他十分清楚，他的样子代表着中国的形象。
伯父平时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办公室里一般也都是戴套袖工作的，我就曾在西花厅看到过服务员给他缝补衬衣。作为国家领导人，伯父接见外宾，穿的也是平时的衣服。一个日本友人曾经回忆说：“周总理接见我们时，我就坐在他的身旁，并且仔细观察到，周总理穿的上衣，有一个地方是缝补过的，我特别受感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后，就劝总理，衣服该换了。总理笑笑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嘛，织补的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到也没有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因为伯父早就说过，“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确实再穷也不缺那几身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提倡节俭，不追求享受，提倡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本色。”
上世纪50至70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百业待兴，各项事业也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伯父伯母的生活供应也和老百姓一样，按照国家政策规定限量供应。可是，他们会有困难吗？我们的国家总理还会有难处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生活中，伯父他们确实也有困难，只是他们选择了忍耐与坚持。
1975年5月，我从插队的牧区回北京探亲，就是为了给住院的伯父陪床尽孝，但因纪律未果。当我焦急难过又无可奈何时，伯母就问：“秉建，你这次回来有没有带多余的布票？可以支援我一些吗？”因为伯母知道我在牧区劳动，国家对民族地区生活所需的供应会多一些。我说：“有啊，没有问题。”伯母这才告诉我：“是你伯伯的被子太旧了，用了太长时间了，已经不暖和了，又很薄，需要给你正在住院的伯伯做一床新被子。”我这才知道，伯父的生活如此艰苦，甚至是在他身患重病住院之后，连做一床新棉被的布票都不够！我赶快把自己所有的布票都给了伯母，请她做一床新的棉被给伯父。虽然因为纪律没有办法到跟前为伯父尽孝，但能够为他老人家出一点点微薄之力，感到十分的庆幸和欣慰。
无论是作为他的侄女，还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我，都被伯父以身作则、清贫困苦而不断奋斗的这些事情感动着。谁能够想到一辈子鞠躬尽瘁为老百姓服务的总理，自己的生活竟是这样的清廉！在他的身上，完全没有特权意识、特权思想、特权欲望、特权行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人民怎么会不爱他？怎么会不想他！
在饮食上，伯父伯母的一日三餐也都十分简单。每顿有吃不完的还会留到下一顿，跟老百姓一样，从不浪费。
我在西花厅吃饭时，经常看到伯父伯母吃二米饭，或纯粹小米饭，一贯如此。伯父对我说：“多吃一些粗粮对身体好。”他特意告诉我：“是延安的小米养活了我们的八路军，一定不能忘了延安的老百姓，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当我为他盛饭时，他还说：“你要记住，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由自己来做。”伯父很节俭，吃饭时不小心把米粒掉在桌子上，也会夹起来吃掉。
有一次，伯父在看自己的工资账目时，发现当月的单据上食盐价格贵了1分钱，他马上让工作人员向有关部门询问食盐涨价的原因。了解后是因为北京市需要预防“大脖子病”，在食盐里加碘而导致的涨价，伯父才放下心来。他还认真地对记账同志说：“我不是在乎这1分钱的开支，而是因为这关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1分钱的盐价，了解市场与社会，进而有的放矢指导和决策国家经济，他的心里时刻装着国家和人民。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大地震。3月9日清晨，伯父便赶到了地震灾区，看望受灾群众。当地农民看着风尘仆仆到来的总理十分感动，端着水请总理喝，有人提醒他水中漂有浮尘，但总理丝毫不在意，说声谢谢，端起碗便喝了下去。然后和当地的干部继续查看灾情，了解现实状况，分析问题。到了晚上，在开总结会时，他意味深长地对在场干部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还不是靠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滚在一个炕上，群众身上有多少虱子，我们身上就有多少虱子。现在解放了，我当了总理了，如果连群众给的水都不敢喝了，那还叫什么人民公仆？在人民眼里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员？还怎么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在场干部深受感动和教育。
西花厅的26年
中南海西花厅是伯父的办公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伯父就搬到了这个每年春季都盛开着海棠花的百年庭院，一直居住了26年。
20世纪50年代末，一位在京留守的秘书，利用总理外出开会期间，与修缮部门联系，把西花厅修整了一番。伯父从外地回到西花厅，一推开家门便发现了情况，马上责问留守秘书，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顿。伯父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他让工作人员把所有的旧家具全都找回来，把新换的东西全部退回去，恢复成原来的老样子，他才回到了西花厅。并且，伯父从自己的工资里分期支付了所有的维修费。对于这件事，伯父还多次在国务院会议上做检讨，叫大家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他还郑重地表示：只要我还在总理的位置上，国务院就绝不能修建新的办公大楼。
伯父的生活作息，一般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以上，直到深夜。即使年逾古稀，还在最艰难最严酷的工作环境中，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西花厅。曾经有同志劝他到其他地方办公，他很认真很诚恳地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是我的工作岗位，我必须要坚守在这里，不管多么艰难，都不能离开。”从那时候起，伯父的心脏已经开始有问题了，甚至休息时还要依靠安眠药物才能入睡，有时候实在睡不着了，就起床直接到办公室继续办公。
我在插队期间回北京都会住在西花厅。因为知道伯父的工作性质和状态，自己是绝对不去打扰的。怎么办呢？每天早饭后，我就在客厅里看书、翻杂志，安静地等伯父“下班”，他几乎每天都是早上8点半前后才能从办公室出来，经过客厅回卧室休息。我只有在这时才能见到伯父，赶紧站起来向伯父问候早安，而伯父也只是侧过脸来对我点点头便去休息了。他没有时间跟我说话，我也不能走上前与他交谈，因为我不能够耽误他宝贵的休息时间，哪怕是一分一秒。
伯父的关心和教诲
我出生时，正值国家研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伯父便给我起了“秉建”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长大以后成为祖国的一个建设者。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可是大人们从来不对我娇生惯养，更没有宠着护着。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家庭会议中，伯父还专门对我们孩子辈的人说：“你们年轻一代生活上要艰苦朴素，要多想如何为人民服务。”还说，“咱们家还没有一个农民呢，我们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要向工农兵看齐，以工农兵的标准为标准。”他不断教育和鼓励我们到基层去，到工厂、农村去，到社会中去，到老百姓中间去，坚持要我们做普通的劳动者。伯父曾经还对我的姐姐说：“我就是要把你们这些孩子像小土豆一样，撒到人民群众的土壤中，让你们在那里吸收养分得到成长。”家里的孩子有人能够去当工人当农民，伯父一定会给予赞扬和支持。这是他对我们的期待，也是他的一个心愿。
一场良苦用心的饯行
1968年，国家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了“面向农村 面向边疆 面向工矿 面向基层”的号召时，我便想到了伯父经常教导我们的话，没有丝毫犹豫，就积极主动报了名，因为我知道伯父希望我们这样做，他也一定会支持我的。
临行之前的8月6日晚，我到中南海向伯父辞行。伯父当时一边很用力地握着我的手，一边热情鼓励我：“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安家落户。”接着问：“你要去插队的地方是哪里？”我说是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伯父说，我们来找一找，就拉着我的手进了他的办公室，在硕大的全国地图面前，伯父一下子就找到了，他用手指着北京正北方的锡林郭勒盟靠北的阿巴嘎旗说：“你看，就是在这个位置。”这让我太吃惊了！他非常认真地嘱咐我：“你要去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那里的民族习惯，要好好地向那里的人们学习，向蒙古族人民学习。”接着又问我：“你会不会吃牛羊肉啊？”我说，牛肉还吃一点儿，不吃羊肉。他说：“那可不行呢，要学会吃牛羊肉，下去以后要从学习生活做起。”
很快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伯父说：“今天我有点时间，一定要为你饯行。但是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最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你说对吗？”他指着桌子上的一盘翠绿的青菜告诉我：“这是毛主席的家乡菜——苦瓜，很好吃的，你尝尝。”我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看到。当时还想，毛主席的家乡菜怎么是苦瓜呢，就夹起一块尝了尝，还真苦啊！这是伯父特意让我知道，去内蒙古要做好吃苦的准备，那一刻我也明白了伯父的良苦用心！
下乡以后，我始终按照伯父“要坚持在基层劳动”的叮嘱，和牧民们一样住在蒙古包，一样干牧业，向牧民学习蒙古语，学习骑马、放牧，直到牧民把我当作自己人，我也把自己当成了牧民。那难忘的7年，我收获满满：锻炼了意志，强壮了身体，学到了做人真谛。
一次难忘且珍贵的合影
记得插队两年之后的1970年8月，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那时候，我的脸已经在草原上晒得黑红黑红，穿着蒙古袍、马靴，出入中南海，满身上下都带有着牧区的特有味道。
许多年后，一位曾经在中南海西北门站岗执勤的士兵还在给我的来信中说，“我们当时都知道，周总理的小侄女在内蒙古插队。那时候你回北京探亲，穿着蒙古袍，进进出出中南海去西花厅总理家，我们当班执勤，看着你都特别兴奋，大家非常感慨。我们都为总理高兴，为你高兴！”
的确如此。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人接纳了我这个从草原回来的新牧民，伯父伯母看着我高兴极了。一起吃饭时，两位老人问起我在牧区生活状况，我会给他们一一讲起。自己在草原是怎样学蒙古话、学习骑马、放羊、学下夜，怎样过冬、化雪水做饭，怎样接羔、做奶食，怎样在蒙古包睡觉，以及怎样进行游牧式的搬迁等等。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伯父高兴地对伯母说：“我们的秉建像个蒙古姑娘了。”伯母在信里称呼我为“亲爱的小六，草原牧民的丫头”。
大概就是我对草原牧区的这种情感，被伯父捕捉到了，他非常高兴看到我这个样子，看着我穿着蒙古袍进进出出西花厅。伯父还关心地问起我们大队和知青的情况，我都告诉伯父，牧民对知青们都很好，很多人都住在牧民家里，像一家人一样。在牧区有牛羊肉吃，国家对牧区还供应商品粮，而且知青们都很喜欢骑马、放牧，喜欢住蒙古包。听到这些，他显然放心不少。
本来这次探亲，我是准备要过了国庆节再回大队的，但伯父还要外出开会，就问起我回大队的时间，还说：“秉建，你先不要急着回去，一定要等我回来。”当伯父外出回到北京时，跟我说：“今年的国庆节，我要带你上天安门。”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兴奋的消息啊！我高兴极了，就盼着这一天能快快到来。
然而两天后的早上，伯母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她很严肃地跟我说：“你伯父要带你上天安门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个人是不同意的，我已经和你伯父交换了意见。因为我们不能让你这样做，别人家的孩子我不管，咱们家的孩子是不可以的，不能搞特殊。”听了伯母的话，当时自然是不开心的，心想，去不了天安门，还不如提早回大队呢！我就跟伯母表态：那我在国庆节前赶回大队和牧民一起过节。伯母一听很高兴，说那很好啊！
眼看着十一国庆节就要到了，自己表态要回大队去，不能不走啊。在纠结中的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要是上不了天安门，那我能不能在走之前跟伯父照一张相呢？有了这个想法后，就赶紧去请卫士长叔叔帮忙，让他帮我问问伯父看看行不行？卫士长叔叔很快就告诉了我：“你伯伯答应你了。总理说，你告诉秉建，让她买好回内蒙古的火车票、确定了走的时间，我会跟她拍照的。”
于是，1970年国庆节前夕，在中南海西花厅的院子里，我与伯父伯母留下了难忘的生活记忆，更留下了永久珍贵的影像！
坚持留在生产队劳动
1974年春，组织上调我去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宣传部工作，我个人还是想留在生产大队劳动的，公社党委也同意我的想法，有很多牧民还联名给内蒙古党委写了信，建议继续把我留在基层工作。由于没有把握，我就去了一趟北京。在西花厅我把情况详细地讲给了伯父，他特别赞同我的想法和做法，对我说：“作为知识青年的家长，是同意并完全支持你留在生产队的，但你和我们最后还是要服从组织的。”当时是1974年5月，可我哪里想得到，这竟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伯父他老人家啊！没过几天的6月1日，他就住进医院了。
1975年春，伯父住院已经快一年了。我也只能从报刊上知道他的消息，报刊上的照片中，老人家已经非常消瘦了。作为家里的小女儿，我特别想到北京去照顾他，就跟大队请了假。可是回到西花厅见到伯母时，她告诉我，去医院看望伯父，中央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去。我怎么说也没有用，只好请她老人家把我对伯父的想念和问候带去。两天之后，伯母告诉我，伯父也很想见我。最后她和伯父商量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你伯伯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与你通一次电话”。
1975年，已是我在内蒙古插队的第七个年头了。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公社党委委员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也不脱离生产劳动，但时常感到还需要进修学习或进入学校读书，以便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因此，在这次与伯父的通话中，我把自己想学习的想法也跟伯父汇报了一下。伯父问我，“你想学什么专业？”我说想学习蒙古文。他说：“你怎么下乡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学会啊？”我说，口语没有问题，但是文字还不行。他马上鼓励我：“你学习蒙古文我是赞同的，而且要好好学习。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学会那里的语言文字，这样才有利于工作，才能更好地为那里的人民服务。”伯母则要求我学习毕业后返回牧区，我立刻答应，并完全做到了。
虽然伯父伯母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教诲。即便后来我调到了北京工作，也坚持每年回到牧区，或是看望牧民，或是参与相关会议，或是参加调研考察。近些年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期间，我对内蒙古的关注更是体现在每年的提案中，而且还要继续为草原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从我记事起，就得到伯父伯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要求与教诲，受到良好的熏陶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得到了一生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永远令我难以忘怀的。
我的成长不仅是伯父对我言传身教的结果，也是草原劳动生活和长时间基层工作实践锻炼的结果。坦白地说，从学生到知青，从普通干部到司局级干部，无论在什么岗位，自己一直按照伯父的嘱咐，甘当普通劳动者。我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地工作，从没有脱离过一线实际工作。尽管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但我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依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以上这些故事，我想，不仅体现着我们党第一代革命家是如何在和平时期依然牢记初心使命、为人民服务的，还体现着我们党在那个年代思想教育的主旋律，也体现了周恩来同志严于律己、严以修身、清正廉洁、不搞特殊化、甘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教家风。
周恩来是我的伯父，每当回忆起他对我的关心和教诲，都会感到无比的温暖和万千的感慨。西花厅的家规并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体现在真实的生活里。伯父的那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公仆意识和行为准则，对我至今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伯父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我将永远学习、继承、弘扬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