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鼎

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大部分都是荒山野岭，想要外引内联，必须要搞基础建设，做好“三通一平”，给外商和内联企业创造好的投资环境。

由于当时要先有项目才能拿到资金，如此一来就有了矛盾：没有外引内联的项目，就拿不到建设的资金；没有资金搞基建，就没法外引内联。怎么办？后来经中央批准，我们采取了向银行贷款的方式。贷款办特区这一具有开创性的举措，在我看来，正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逐步探索中，契合改革逻辑的一环，前因后果要从中央为什么要办经济特区开始追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出来全面主持工作，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中央为此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进行研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主管省计委工作的王全国参加了会议。会上，习仲勋同志提出，“文革”前，香港地区副食品、农产品和生活用品都由内地供应，但“文革”期间内地出口中断了，香港地区改为从日本、泰国等进口，由此造成内地外汇紧张。习仲勋同志提议：“首先要把港澳的外汇争取过来，要搞生产。”经中央同意，在广东省宝安县的基础上成立深圳市，由当时的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任市委书记，开始搞农副产品供应香港来创汇。

此后，中央又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让福建和广东先行一步对外开放。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小平同志提出了成立经济特区。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第一任书记是吴南生同志，以他为班长的第一届市委班子核心工作是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将经济工作搞上去，首先搞个对外的港口加工区。

为加深改革，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靠拢，当时中央给经济特区定了向“四个窗口”（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政策）迈进的方向。

第一届班子8个月拉开了深圳改革开放序幕，之后建设经济特区的重任交到了以梁湘同志为首的第二届班子的肩上。我是第二届班子成员之一，1981年来深圳，一来就是“管钱”。当时，中央除了给经济特区一系列政策外，还给了1.5亿元贷款，这笔钱对于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为此，我们向中央请示解决之道，在中央的支持下，我们通过贷款的形式，引入资金进行生产建设，通过税收和出口赚取利润来还贷款，再投入生产……如此循环反复，经济特区建设资金就有了“造血”机能。

当时向银行贷款也不容易。我把各大银行行长请到深圳商议，当中有行长问我：“贷款用什么方法还？”我说：“愿意长期贷款的，我就长期偿还；愿意短期贷款的，我就短期内偿还。”其实我是想了一个办法：以半年期为例，上半年向浙江贷款，快到期了，我就向江苏贷款还浙江的，等江苏的贷款快到期了，我再向上海借款还江苏的……

靠贷款滚动起资金后，当时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是327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区56平方公里的基建工程遍地开花。由于原来宝安县建设人才缺乏，我们又想了一个办法：以前计划经济，中央有些部委的人才并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去跑了包括铁道部、化工部、纺织部等数十个部委，请他们派工程队到深圳承办工程。在各部委支持下，这些施工队伍纷纷南下，我们有了40万人的建设大军，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