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人
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把我的长篇纪实作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搬上银幕。电影的编剧是该厂资深的剧作家郑重，电影《西安事变》便出自这位编剧之手。那么电影的导演呢？该厂厂长告诉我，他们八方物色、四处遴选，最后看中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总导演李前宽，连同他的夫人肖桂云导演。原著、编剧、导演已确定，电影制作立即上马，于是我向我所在的重庆市作家协会请了假，登上了飞往西安的航班。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由于飞机晚点，降落时分已是深更半夜，只知道机场有人来接，可是出口处空空荡荡。我拎着行李在候机厅转了一圈，却在不见人影的角落里看见了两张羊皮。羊皮开始滑落，露出两个人来。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郑重和李前宽。事后得知，两个人谈电影从昨夜谈到今晚，然后一起来机场接我，奈何飞机久等不到，加之疲惫已到极点，于是各自紧裹羊皮大衣蒙头酣睡，直到我把他们摇醒为止。这，就是我和李前宽的第一次见面，在这之前，我只知道他的名字。
李前宽说话斩钉截铁，行事大刀阔斧，颇有叱咤风云的大将风度。所以我常在想，也许正是他的这种气势与风格，方才能够拍出《佩剑将军》《开国大典》这种相同气势与风格的电影大片来。只不过，他也有小心翼翼、吞吞吐吐的时候。那是电影的制作晚期，他蹑手蹑脚地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对我说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关于郑重，他说西影厂正在搞职称评议，根据规定，国家一级编剧须有两部以上独立完成的作品，郑重有了《西安事变》，可是改编你的作品的时候，因为你也参与了编剧，按理在郑重的后面，也应打出你的名字，但是这样一来，恐怕会造成郑重职称评议的障碍。李前宽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我在感动之余告诉他说，我已是国家一级作家，电影片头根据某部作品改编的字幕上，已有我的名字，加之郑重编剧，我只是提提意见、打打下手，完全没有必要加上名字。其二是关于片名，他说原著很有影响，他可以借势生威，但考虑到文字偏长，而且略显拗口，所以建议把片名改为《决战之后》。他说，他喜欢四个字的片名，如果能够拍上100部电影，他希望所有的电影片名都是四个字。
《重庆谈判》也是四个字，这是电影的片名，也是长篇小说的书名。我是这部小说的作者，不是这部电影的编剧。编剧张笑天是李前宽的搭档，也是我的好友。张笑天的《重庆谈判》剧本是他独立完成的，我的长篇小说《重庆谈判》出版后，张笑天根据其间的故事，对剧本进行了调整。所以电影片头上的“部分内容取材于黄济人同名小说”的提法，我认为是精准的。当时就这个提法，李前宽征求张笑天和我的意见，而我们对他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那就是举双手赞成。电影《重庆谈判》的首映式在重庆举行，首映式上，主创人员要上台讲话，按照李前宽的安排，首先讲话的是我，然后是张笑天，最后才是他自己。我认为这样的讲话顺序有所不妥，他却笑着说，你是重庆人，这部电影的拍摄，得助于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得助于重庆人对历史的挖掘，至于张笑天和我、肖桂云，都是在替重庆打工。《重庆谈判》获得了“华表杯”政府优秀影片奖，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优秀”这两个字，更应该和这部电影的导演连在一起。
是的，在成功面前，李前宽总是不会忘掉那些没有让他失败的人。他是全国政协的老委员，我也是全国政协的老委员，而且都安排在文艺组。这样，我们就有了愈加频繁的交流机会，而几乎每一次见面，他都会提到重庆，提到在拍摄《决战之后》时，为了还原抗战时期震惊中外的昆仑关大战，重庆方面出动了驻军、武警及公安干警总数达千人，在3天内由他调配；提到拍摄《重庆谈判》时，为了再现抗战胜利大游行的历史画面，重庆方面组织了上万名机关干部和在校学生，充当他的群众演员。李前宽告诉我说：场面如此盛大，作为导演，我除了由衷感激，更不能有半点怠慢，于是请示长影厂火速增援。当我看见连夜出发翻山越岭终于抵达重庆的17辆上世纪40年代的美式吉普车时，不觉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然而，第二天中午，烈日当头，当我在万人游行队伍中看见了身穿长衫、手舞小旗的市委市政府领导时，我这个东北汉子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无地自容。
电影《旭日惊雷》是李前宽和我的第三次合作。他和夫人肖桂云是导演，我是编剧。这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个剧本，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毛泽东主席的政治保卫斗争。从写作的角度讲，这部电影是电影《决战之后》的续篇。在我的处女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写作上，得到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有关档案解密后，他们又把保卫毛主席的几个案例交给我，这就是我能完成这个剧本的缘由。至于李前宽，他导演的《决战之后》，不仅受到观众的好评，也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尤其是他凭借这部影片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提名，这就为他被指定为《旭日惊雷》的导演奠定了基础。当然，虽然是命题作文，但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方面，都同样大有文章可做，所以李前宽不仅欣然接受，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有道是好事不过三，过去不相信，现在相信了。重庆方面有个名叫《大彭始祖》的电影剧本，编剧是我的朋友，我也是这部电影的文学顾问。重庆方面委托我与李前宽联系，邀请他担任这部电影的导演。第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与肖桂云正在台湾拍戏；第二个电话打过去，他们已回到北京，李前宽希望能尽快读到剧本；第三个电话打过去，李前宽说剧本有硬伤，没有中心故事，他现在要去浙江，等那边的事情结束后，他立马直奔重庆，关于剧本的修改意见，他会好好地与我们商议。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李前宽突然走了，等我回过神来，才知道我已痛失良师，痛失益友，痛失不该失去的一切。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作协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