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要实现“双碳”目标，大宗金属商品冶炼能耗进一步降低，成为当务之急。这件事的抓手在哪儿？“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较长时期、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因地制宜，因行业制订科学的目标和实现的路径。特别是大宗金属降碳这件事，我认为要找准路径。”谈及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葛红林有话要说。

公开资料显示，钢铁、铜铝等冶炼能耗已占我国总能耗的14%。电解铝耗电占全国总耗电量的6.7%。2019年，中国电解铝碳排放量4.3亿吨，占全国碳总排放量的5%。

任务不轻，并不意味着完成任务时就可以“眉毛胡子一把抓”。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国家发改委也于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再次强调纠正运动式“减碳”。政策层面的信号已经非常明确，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当前大家讨论的已经不是降不降的问题，而是如何又好又快往下降的问题。我认为上述工作部署，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及时。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科学推进，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在葛红林看来，大宗金属降碳有5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调控总量。对此，葛红林建议突破市场经济的传统定势，不能任凭市场需求决定生产。“有不少同志从传统的市场经济观点出发，认为应由市场需求决定行业的产能产量。初听似乎没问题，但套用到大宗金属原材料则不正确，因为没有考量它的高能耗。如果说过去补产量缺口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必须。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宝钢的建设就是为了扩大我国的钢产量和品种，而且还建在上海。那么，现在去产量过剩则是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须。产量必须适可而止，不是出口越多越好，也不是进口越少越好。这是在不同时期对高碳原材料应做出的基本判断。”葛红林同时强调，要从定性上升到定量，科学确定全国产量调控指标。更应穿透问题精准施策，提升总量调控的可操作性。在他看来，近年来，钢铁和电解铝行业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去产能，但结果电解铝产量得到有序控制，钢铁产量却未降反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明辨不同行业产能和产量的差异。

第二条路径是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对此葛红林表示，要敢于对大宗金属的出口做减法：“在统筹行业双循环运行中，在内循环要更加突出精明，在外循环要更加突出高明，实现精明＋高明的双循环。与其未来被西方国家征收碳税，还不如未雨绸缪，下好政策的先手棋。比如可对铝加工行业实施来料加工贸易的政策，减少对国内电解铝的需求。”

第三条路径是突破行业技术内卷。要实现跨界跨行业的工艺、技术和流程的合作互动，形成更多从零到一的低碳制造创新工艺和流程再造。“比如某铝镁设计研究院为沿海一钢铁企业设计年产240万吨氧化铝项目，通过利用钢厂余热及配套码头等已有设施，实现降低成本和节能减排。又如今年3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织行业企业与石化行业就石油焦和铝用碳素生产进行的专项交流，激发了石化企业降低石油焦有害杂质元素控制的积极性，甚至不排除直接生产阳极生块，乃至焙烧。”在葛红林看来，这些都是有益尝试。

第四条路径是优化全国布局。对此葛红林强调，要敢于突破，不能任凭现状布局；同时要加快实现总量控制下再优化调整合理布局，加快淘汰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增加低耗能的先进产能，实现高低耗能的转变，比如减少产煤区域的煤电铝，增加水电区域的水电铝。

第五条路径是循环再生。在葛红林看来，高耗能产品往往也是高载能产品，因此要特别珍惜初次生产过程中的耗能，最大限度地将其成为今后循环利用中的载能。

而谈及稳定大宗金属商品价格问题，葛红林表示，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大宗金属的价格取向，应当稳字当头，并且保持在相对合理的价格区间，才能行稳致远。

“作为行业协会，我们的态度非常鲜明，本轮大宗金属原材料的大幅度上涨，偏离了产业运营过程的价值链。供需基本面、成本不支撑价格大幅度的上涨。资本的力量和资金的推动是本轮上涨的关键因素。我们要认真总结和汲取本轮上涨的经验和教训，为国际国内大宗金属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为此，葛红林也提出4条方法论。

一是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要求，积极维护市场价格秩序，营造良好的产业链生态。

二是要高度重视大宗金属商品的战略谋划，加快提高我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主动将价格调控在合理向下区间，降低我国的经济建设成本。

三是要加快谋划钢铁、铜铝等大宗金属战略资源的全球布局，制定相应行动计划，开发一批，勘探一批，储备一批，形成未来稳定的来源。

四是要努力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协调大宗商品海外贸易，探索建立平准基金和做好国家储备，提升应对贸易摩擦的控制力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