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

“向着明亮那方，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

“向着明亮那方，哪怕烧焦了翅膀，也要飞向灯火闪烁的方向。”

“向着明亮那方，哪怕只是分寸的宽敞，也要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

不知道为什么，读《向北方》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盘旋着金子美玲的这些诗句。

1948年到1949年间，中国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北上的历程，不就像那些小草、萤火虫和孩子们一样，无所畏惧地向着光明勇敢地前行吗？

北上，是民主党派向着明亮那方前行的历史性选择，是新中国成立前涓泉归海、天下归心的生动写照，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旅程。北上，也是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博大胸怀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里程碑。这是《向北方》一书用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的真理。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对《向北方》一直有着特别的亲切感。因为对于大的历史背景，我们早已经烂熟于心。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为顺应尽快实现和平的民意，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定了“双十协定”，达成了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等共识。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暗地里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此举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

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雷洁琼、徐伯昕、赵朴初、严景耀等26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公开亮出了反内战、争和平、促民主的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和平民主力量，民进团结联合上海各界各阶层群众和67个群众团体，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6年6月23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前往南京请愿，呼吁和平。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马叙伦、雷洁琼等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毒打。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当天深夜赶往医院探望。毛泽东和朱德也打电报表示慰问。“下关惨案”让人们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面目，也让各民主党派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息。马叙伦对周恩来说：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区军民被迫自卫，在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的基础上，于1947年七八月间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面对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国民党穷凶极恶，进一步强化白色恐怖，加剧迫害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活动，大部分民主党派总部及主要领导人秘密前往香港，一些进步的各界人士、社会贤达也纷纷避居香港。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等也在1948年初来到香港，香港很快成为中国民主力量的聚集之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颁布“五一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革、民盟、民进、民促、民联、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联合通电的方式响应中共号召。

5月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举行理事会议，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不仅坐谈更应行动——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认为“五一口号”“为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表示要团结在“五一口号”的周围，形成巩固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誓为实现此高尚的目的而奋斗不懈，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的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后的6月和7月，民进在香港先后召开了三次理事会议，分别讨论了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及召集人代表资格，对新政治协商会议施政纲要的意见，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提出新国体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各阶级民主联合政权，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人民享有各项基本自由，各级政治组织采用民主集中制，人民解放军亦即国家之武力，实行土地改革，促进工业生产现代化等政策。

虽然对以上大的历史背景相对熟悉，但是对于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之下，排除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秘密、安全地实现北上的许多细节，过去的文献却并不多见。所以，见到《向北方》这本书，的确如获至宝。据了解，这本《向北方》是全国政协文史馆的李红梅、刘仰东两位研究员在筹备《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览的基础之上，通过研读大量的珍贵史料，爬罗剔抉，钩沉梳理，并且亲自赴北京、黑龙江、天津、山东等实地考察之后撰写的。这本书全面、细致、真实地呈现了由香港去北方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非凡过程。

《向北方》通过翔实的史料告诉人们，北上的确不是一段一般意义上的旅程，而是一段伟大的同心同行的精神之旅。北上的途中看似没有战场的硝烟弥漫，但同样布满风险，可谓波澜曲折、惊心动魄。当时国共两党的部队正在沙场进行战略决战，通过陆路或空中直接把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几无可能，最后只能选择风险相对较小的海路运送，而运送路线因战事变化也不断调整。

不同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特别关注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如何北上的具体过程。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是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四位民主人士，他们通过乔装打扮“粉墨登船”，经过15天的海上旅程才到达哈尔滨。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第一批人数更多，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沈志远、邱哲、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曹孟君、许宝驹、许广平等，其中马叙伦和许广平是民进会员。爱好摄影的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为这次旅程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第三批北上的是以李济深为首的民主人士，他和朱蕴山、彭泽民、茅盾等20多位民主人士随行，在圣诞之夜以“金蝉脱壳”的方式离开香港前往大连。第四批北上团以《庄子》的《知北游》命名，这是叶圣陶先生在开船次日为大家出的谜语之谜底。在27人的成员之中，叶圣陶和郑振铎为民进会员，叶圣陶的《北上日记》为这次旅程留下了翔实的文字记载。此外，民进创始人之一王绍鏊先生在中共安排下由香港经西朝鲜湾的南浦港到达哈尔滨。

作为教育学者，我对其中达德学院师生北上的一幕尤其感兴趣。这也是教育史上很少提及的史实。达德学院不仅是香港地区教育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应该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1946年的香港，聚集了许多受国民党迫害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为了安置好这些人，并且为未来新中国培养人才，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提议下，在香港建立了这样一所正规的高等学府。达德学院由蔡廷锴先生捐赠房产，聘请陈其瑗先生担任院长，邓初民、翦伯赞、胡绳、杨东纯、钟敬文、侯外庐、陶大镛、章乃器一大批知名学者担任教授，马叙伦、冯乃超、乔冠华、何香凝、郭沫若、周而复、夏衍、臧克家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校讲学，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学院先后招收800多人，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49年被港英当局无理取消注册后，周恩来指示香港分局将其中优秀的教师和学生送到解放区，他们也成为北上队伍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1949年3月21日，一支由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达德学院学生组成的250人的浩荡大军，搭乘“宝通号”从香港启程前往天津，民进会员徐伯昕也在其中。

据参与运送工作的同志回忆和两位作者的考证，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由香港运送出的各界人士，大大小小有20多次，共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177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1/4。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北上这段历史，新中国和新政协的建立都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本《向北方》出版后得到了广泛好评，被中宣部作为主题重点出版物，同时被中国版协等评为“中国好书”月榜图书。这本书也成为各民主党派了解自己的前辈在香港和北上过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籍。感谢两位作者，用生动细致的文字描述、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精心设计的历史地图，为我们还原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峥嵘岁月。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