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陈漱渝
主讲人简介：
陈漱渝，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原副会长。曾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1992年版《郭沫若文集》及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近40多年来，编写百余部著作，其中代表作有《鲁迅史实新探》《鲁迅史实求真录》《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陈漱渝讲鲁迅》《鲁迅在北京》《五四文坛鳞爪》《搏击暗夜——鲁迅传》《我活在人间：陈漱渝的八十年》等20余部，学术论文300余篇。
编者的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半年，一部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人们重新回顾了建党前夕的中国和一群以救国为己任的先驱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些伟大先驱，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任时光流转而经久不息，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影响深远。今年9月25日，是新文学革命的先驱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同志曾对他作出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要学习和发扬他的精神品格。为此，本期讲坛邀请陈漱渝先生讲述鲁迅及其精神魅力。
阅读鲁迅的书，弘扬鲁迅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鲁迅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呐喊》。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当年在《新青年》发表的很多稿件都是经陈独秀之手编发的。
陈独秀1920年8月22日致周作人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陈独秀还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作《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他认为鲁迅参加《新青年》阵营时，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并不是附和《新青年》作者中的哪一个人。“鲁迅是空前的文学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
李大钊是鲁迅崇敬的革命先烈，生前彼此不但有书信往来，牺牲之后鲁迅在白色恐怖下又多次撰文哀悼，称赞李大钊“诚实”“谦和”“朴质”“儒雅”，经常在眼前浮现出“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鲁迅为《守常全集》撰写了《题记》，1933年又为其公葬捐款50元。李大钊也教育自己的子女阅读鲁迅的书，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作品。
瞿秋白跟鲁迅的“知己”关系更传为美谈。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指出，鲁迅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中来的”，“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赞扬瞿秋白的译文“信而且达，并世无两”，仅此一点，“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1937年10月，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发表了《论鲁迅精神》的讲演，论述了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觉得，这些话虽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但仍有重温的必要。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出生于1881年，今年逢他140周年诞辰。如果回顾鲁迅研究的历史，大约应该有112年。因为190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就最早报道了周氏兄弟从事的翻译活动。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更奠定了他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历史地位。这距今也有103年了。
如果回顾这一个多世纪的鲁迅研究史，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09年至1940年。这是认识鲁迅、质疑鲁迅到确立鲁迅文坛领袖地位的起始阶段。鲁迅逝世之后，就连鲁迅的论敌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第二个时期是1940年至1976年。从毛泽东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开始，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位置已经确立。这也成了中国一般鲁迅研究者研究鲁迅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第三个时期是从1976年至今，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折，鲁迅研究领域跟其他学术领域一样日趋活跃，出现了观念多元和研究方法多样的新态势，产生了丰硕的成果，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作为一个读者，在我心目中的文学经典之作，无论是采用什么创新方法，或写实，或浪漫，或魔幻，在内容上都应该是贴近生活，反映时代，净化心灵，为民代言；而在形式上，则应该符合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形成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做到真、善、美的完美统一。鲁迅的作品则完全符合上述要求，就连胡适也承认鲁迅在创作方面的贡献，认为鲁迅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一员“健将”，一员“大将”，他的文言译文是“最好的古文”，“比林琴南都好”。
鲁迅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最突出的成就，一是塑造了阿Q这个既能概括中国国民心理病态而又能显示人性普遍弱点的精神典型；二是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现代散文文体。如果说，恩格斯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看到了一部1815年至1848年的法国历史；那么，鲁迅的杂文就是从1881年至1936年中国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鲁迅作品不仅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侧影，而且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行了精辟而凝练的概括。有人以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为论据，否定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的存在，这不过是一种“奇葩说”。屈原、李白、杜甫没有写过长篇小说，难道就不是“伟大的文学家”了吗？相反，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不是诗人，也不能称之为“伟大的文学家”了吗？以文体衡量作家的文学地位，这种观点毫无学理价值。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有学者想修正这个说法，要改称鲁迅为“思想深刻的文学家”。我以为，如果不拘泥于对西方“思想家”概念的机械理解，这两个提法并无实质性的区别。的确，鲁迅并没有专门去研究思想、思维和思维模式，也没有峨冠博带的理论专著，但他跟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样，都是以怀疑、批判为精神利剑，以探求真理、揭示本质为天职己任，以体裁多样的文学作品唤醒当时国人沉睡的灵魂，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广泛性甚至高于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早在1929年，林语堂就在《北新》半月刊3卷6期发表了《鲁迅》一文，称颂鲁迅是“叛逆的思想家”。鲁迅的友人郁达夫也赞颂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说当我们看到局部的时候，鲁迅已经总揽了全局；我们看到当下的时候，鲁迅已经回顾了历史并洞察了未来。（《怀鲁迅》）
鲁迅的思想是一种资源性质的思想，也就是一种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思想。现已出版的研究论著中，有《鲁迅的教育思想》《鲁迅的哲学思想》《鲁迅的文学思想》《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的历史观》，乃至《鲁迅的法律思想》，等等。在学术论著征引的文献索引中，《鲁迅全集》位居前列，可见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当下一种珍稀的精神财富。在鲁迅的思想宝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叫“人论”。鲁迅创作部分的汉字用量是300万字，其中“人”字就出现了21362次。对“人”——主要是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关注，未来命运的探寻，人格素质的提升，鲁迅是将其跟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的。鲁迅虽然没有最终完成撰写一部《中国人史》的夙愿，但他以普通人为中心的小说和他的900多篇杂文，实际上已经成了人类思想史和精神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造就了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鲁迅作品是鲁迅思想的载体，鲁迅思想是鲁迅作品的灵魂。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曾对共产党人冯雪峰坦陈，他“不是实际的革命者”。他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己任，因为“国民的思想不改革，单是政治革命，是不彻底的。”（冯雪峰：《鲁迅回忆录》1929年部分，曾连载于1946年10月18日至12月7日《文汇报》）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1927年至1936年反击国民党当局对中国革命的“围剿”也有文武两个战场。正因为鲁迅在文化战线上向敌人冲锋陷阵，才成为了“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有一种宝贵的特质，那就是他革命初心的纯正性。鲁迅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下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从来没有对革命怀有罗曼蒂克的幻想。他一直认为，革命过程中必然会有血，有污秽，但还有婴儿。在鲁迅看来，世上本无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也没有“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革命。所以，无论革命遇到什么艰难挫折，鲁迅对革命的前景始终怀着乐观的信念。鲁迅这种革命的坚定性，是值得一切革命者学习和发扬的。总之，我认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出发，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把中外读者对鲁迅的认识进行了综合、提升和本质性概括，至今仍闪耀出真理的光辉。
学习和发扬鲁迅的崇高精神
在“十四五”规划已经开局，并争取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当下，学习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鲁迅深谙文艺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他不是政治家，却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作家。他的政治远见绝非表现在自己尚未掌握指南针的时候就急于给徘徊歧路的青年指路，他也不轻易将“黄金世界”轻率地许诺给追求光明的人们。鲁迅是带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投身于新营垒的，对革命从来不报罗曼蒂克的幻想。他清醒地看到在古老的中国进行改革的迫切性与艰巨性。因为不进行改革，中国就不可能“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热风·随感录三十六》）然而历史也证明，在中国进行改革是艰难的，所以即使革命遇到暂时的挫折，他也从不消极动摇。鲁迅断言，“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且介亭杂文·从“别字”说开去》）
当前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各项改革，其艰巨性与复杂性都绝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因此，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在改革的征途中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众所周知，鲁迅一开始就是以斗士的英姿登上文坛的。早在1908年初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批判了老子的“不撄”哲学。后期更认识到人道主义的主张并达不到人道主义的目的。
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有两篇对鲁迅的“斗士”形象描写最为生动。一篇是林语堂的《悼鲁迅》：“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宇宙锋》，1936年第32期）另一篇是许广平写的《最后的一天》：“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作家》，2卷2期，1936年11月）
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还必须发扬鲁迅的牺牲精神。1935年冬，有位叫周剑英的读者写信，希望鲁迅开列出自己的“人生计划”。鲁迅同年12月14日回信说：“我的意见，都陆续写出，更无秘策在胸，所以‘人生计划’，实无从开列。总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浅显：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在鲁迅看来，道德可分为四个层面：等而下之的叫“损人而不利己”，如强盗放火；其次是“损人利己”，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剥削者、掠夺者行为的圭臬。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曾倡导“人我两利”的新道德，即所谓“利己而不损人”。然而在道德的天平上，“人”和“我”这两端又很难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点，在立身行事时不是向“人”一端倾斜，就是向“我”这一端倾斜。基于这种状况，鲁迅崇奉一种“损己利人”的道德观，并身体力行。表现为“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信）
长期以来，我们谈鲁迅的牺牲精神常局限于鲁迅对青年作家的无私帮助。最近，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鲁迅的牺牲精神主要表现在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奉献方面。根据我对鲁迅的认识，他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不习惯于过团体生活的人。在国民党当局实行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团体处于被镇压的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时，鲁迅的所作所为不仅无名利可图，反而会遭遇风险并株连亲友。但鲁迅清醒认识到，要彻底改造精神和体格均已严重硬化的旧中国，单凭个人和少数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倚重一个团体、一条战线。所以，在“目的都在工农大众”的前提下，鲁迅不畏风险，甘愿牺牲。“左倾”路线一度占统治地位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一些外围团体，如“革命互济会”“自由运动大同盟”。互济会的宗旨是营救为革命或进步事业而遇难者，并筹款救济其家属。该团体多次派人找到鲁迅，每来一次都讲一通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鲁迅觉得这些人老实而又盲目乐观，但他仍然解囊相助，而且捐款数额不少。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之初，鲁迅就不赞成其活动方式，认为这种团体一成立就会被当局解散，但鲁迅仍然列名于该同盟的发起人，结果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冠以“堕落文人”之名呈请通缉，鲁迅的一些邮件也在邮局被扣。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鲁迅明知其成员流品不齐，“皆茄花色”，基础不好，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战斗团体，所以仍然指导、捐资，跟其他一些革命作家共同受难。至于鲁迅帮助一些跟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跟上级机关接头，资助在狱中的革命者，四次在家掩护瞿秋白避难……这些事情至今仍传为美谈，但当年却随时都可以丢掉脑袋。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牺牲精神，是维护革命队伍纯洁性的重要保证。
本文之所以重温有关鲁迅研究的旧话，因为我认为其中含的真理，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历久弥新、引人深思。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思想·山水·人物〉题记》），这当然包含了鲁迅本人和他的著作。我们尊重鲁迅，继承发扬他的伟大精神，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弱点、缺点和历史局限性，而是因为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作出了为其他作家无可取代的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都是尊崇的。马克思曾从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格言中寻找人格力量：“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恩格斯1894年1月9日致卡内帕信中，甚至把马克思和但丁相提并论。当德国政治家阿·卢格因为“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否认莎士比亚是“戏剧诗人”时，马克思1858年11月24日致恩格斯信中竟痛斥卢格是“畜生”。1887年1月31日，恩格斯读完了法国长篇小说《漂亮的朋友》，在同年2月2日致劳·拉法格的信中表示要向该书作者莫泊桑“脱帽致敬”。
中国产生了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鲁迅，既是他本人的卓越成就，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此，我想仍重复瞿秋白论鲁迅的那句老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