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婷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9月25日晚，中国公民孟晚舟在经历了近三年的非法拘押后回到祖国，面对挥舞着红旗迎接的人群，她的感言让无数国人为之动容。

红旗，引领中国人前进的精神标识。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交响乐《红旗颂》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虽没有一句唱词，却表达出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由衷之情。

50多年来，这部作品经常被各种庆典活动作为背景音乐广泛引用，成为我国音乐舞台上演率最高、广播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

父亲牺牲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6月29日，伴着自己创作的《红旗颂》乐曲，91岁高龄的人民音乐家吕其明步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他沉稳地走在红毯上，微笑着向周围挥手致意。

建党百年之际，吕其明被授予“七一勋章”。

“当时内心无比激动！多么熟悉的音乐，在建党百年时庄严奏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成就卓著的老艺术家如此表露心迹。

吕其明老人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听过多少遍《红旗颂》了。但每一次当《红旗颂》那激越高昂的旋律响起时，便像56年前的那个春天伴着热泪写下这部作品时一样，他仿佛又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正迎着东方旭日和满天霞光冉冉升起。

《红旗颂》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当年，吕其明写下这部感人至深、催人奋发的作品时，也不过35岁的年纪。

“《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当时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要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感情的碰撞，我就想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切入点。”吕其明多年后回忆道。

这是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的一篇命题“作文”。当时，著名指挥家黄贻钧给35岁的青年作曲才俊吕其明出了这道题，一批老艺术家也支持帮助他。“当时，我作为后辈是很惶恐的。怎么办？首先就是去一线体验生活。”吕其明说。

《红旗颂》的诞生不是偶然。对于吕其明来说，“红旗”的形象早已融入血脉。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后来回乡办学校、办报纸，积极投身抗日活动。1940年，10岁的吕其明随父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背着心爱的小提琴随大部队进驻上海，从此落地生根，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音乐事业。

战争年代里，人们时刻面临生死考验。1943年，吕其明调入新四军七师文工团。日本侵略者集中了5万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文工团分成小组下山突围。吕其明所在的小组走到了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乡亲们的指引下，他们躲进山腰仅有半人多高的山洞里，度过了七天七夜。

父亲吕惠生却没有这么幸运。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叛徒出卖，吕惠生被逮捕，最终惨烈牺牲在反动派的刺刀之下。在狱中，他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最终走上刑场时，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仍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也正是在1945年，吕其明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吕其明回忆，1945年秋，自己刚入党不久，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吕惠生已经在一次大撤退中被敌军在长江江面上抓捕。直到1946年春，父亲于1945年11月英勇就义的消息才传到新四军军中。

凡是有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

写《红旗颂》的那段时间，吕其明时常沉浸在过往的记忆里。

父亲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吕其明对父亲有着深深的思念。

在他心中，“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无论在南湖小船的油灯光中、井冈山的绿竹丛中、遵义城的堞墙上、革命圣地延安、淮海战役的阵地前，还是在西柏坡，凡是有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红旗又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往事如电影般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20世纪50年代初，吕其明在北京工作。那时，每到劳动节或者国庆节，他都会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活动。当队伍喊着嘹亮的口号通过天安门、接受党中央的检阅时，所有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嗓音嘶哑。

最终，那些血染的红旗，和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那面历史性的五星红旗，在他心中融合成为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形象。

“于是，我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背景，表现从黑暗之中走过来的人民对红旗那种向往和情感，并把这种感情融入音乐中。可以说，红旗在我心中唤起的回忆和深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吕其明回忆道。

为了创作，他还到造船厂生产一线体验生活，看到新中国建设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他豪情万丈，为《红旗颂》又增添了奋发有力的进行曲节奏。

在创作时，吕其明把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加以发展，作为红旗的形象贯穿全曲。灵感迸发之际，高度亢奋的吕其明甚至很少合眼睡觉，“把真实的体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全都融进了音符”。只用了一个星期，他就完成了《红旗颂》初稿的谱曲。

1965年5月，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开幕式上，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红旗颂》初试啼声，反响热烈。

《红旗颂》采用了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结构。乐曲开篇，小号奏响取材自《义勇军进行曲》的号角音调，描绘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随后，红旗音乐主题喷薄而出，仿佛人们仰望红旗时的澎湃心情。乐曲中部变为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恰似亿万人民在红旗指引下顽强不屈、奋勇前进的英雄气概。尾声号角雄伟，不断催人奋进。

“你看，鲜艳的红旗铺满了中国大地；你看，苦难的日子已渐渐远去……”《红旗颂》这部交织着血与火、奋斗与牺牲、信念与追求的交响诗篇，也正是一代代中国人对红旗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生命体验。

“哪怕演奏了成百上千次，《红旗颂》依然能振奋人心”

近60年来，《红旗颂》久演不衰，已然成为最被国内观众熟知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之一。

这些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指挥家谭利华已经无数次执棒《红旗颂》，每一个音符对他来说都了如指掌。

无论是在纪念澳门回归倒计时100天、跨入21世纪的首场北京新年音乐会等重要场合，还是在距普通观众最近的普及性音乐会上，他带领大大小小的乐团，一次次奏响了《红旗颂》那激昂的旋律。

“哪怕演奏了成百上千次，《红旗颂》依然能振奋人心。”谭利华觉得，《红旗颂》的音乐很有“画面感”。近年来，每逢国庆，他都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或国家大剧院指挥《红旗颂》，音符跃动间，他总能想起排练前路过天安门广场所见的景象——游人如织，红旗猎猎。

多年来，吕其明一直觉得1965年首创首演的《红旗颂》“功力尚浅”，没有达到“一锤定音”的级别。他仍反复推敲、修订，这部作品他足足改了半个多世纪。

到了2000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在建党80周年前夕，再版了《红旗颂》总谱并在其中编入了合唱。对此吕其明解释说：“其实在很多交响乐作品中都有合唱，《红旗颂》中的合唱部分没有歌词，只有4个声部此起彼伏的混声合唱。人声的加入令乐曲更加富于颂歌的激情。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让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更加辉煌。”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旗颂》首演54年后，最终宣布定稿。

2020年“五一”前夕，海内外46位中国音乐家通过互联网“云合奏”《红旗颂》，祝福每一个奋斗者，致敬每一位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的劳动者。有评论指出：“一曲《红旗颂》，人们沉浸于它的大气磅礴、豪迈壮怀，也读得懂其中的不屈不挠、拼搏奋进。曾经有那么多个时刻，它给困境中的人们以信念和勇气……”

“无论调性还是配器，《红旗颂》都做得非常融合饱满，它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已经成为时代的符号。”谭利华说。今年，《红旗颂》入选了文旅部“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是其中唯一的交响乐作品。

对于吕其明来说，从人们耳熟能详的《红旗颂》到《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90多年的人生路上，他始终坚持用音乐倾诉对祖国的爱。在他看来，他“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党和人民创作”。

“我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也是我最大的欣慰。”吕其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