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彦 闫树军
1949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今天,每每翻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相关档案,关于这一伟大建筑论证、兴建、竣工等诸多细节,在所有公开的文章书籍、影视剧作、网络展现中,还有许多没有触及、没有披露、没有公开,本文作者以档案文献回溯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滑田友最先提议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9月23日,北平国立艺专教师滑田友先生,给当时北平市建设局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在天安门广场建一个雕塑建筑组合的纪念碑,并强调这一纪念碑应尽可能具有中国民族性的特点。
滑田友,1901年出生在江苏省淮阴县渔沟村。父亲是木匠,邻居是铜匠,从小对“艺术构架”有了不自主的熏陶。这为他考中江苏省第六师范的美术科打下了基础。1924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
1930年,滑田友带着他雕塑的他儿子头像原作,到南京拜会徐悲鸿。徐悲鸿非常认可他的作品,便将他的作品推荐给《良友画报》和《新闻报》发表。雕塑家江小鹣在报上看到滑田友的作品后,便请滑田友来当助手。1930年暑假起,滑田友正式开始了他的雕塑生涯。当年10月,滑田友协助江小鹣完成作品《孙中山像》,随后又协助江小鹣完成《武昌孙中山铜像》,矗立于武汉阅马场。
徐悲鸿要到法国筹备“中国近代绘画展览”,邀滑田友同行,协助组织展会,同时决定资助滑田友去法国留学。1933年1月28日,两人从上海赴法。在法国,滑田友又得到了冼星海的极大帮助。
1935年,滑田友进入巴黎儒里昂美术研究院,期间创作的作品,获得法国雕塑界的认可。从1936年开始,滑田友在法国春季沙龙上,获得雕塑作品铜奖,1941年获银奖,1943年获得最高荣誉——金奖。获得金奖后的滑田友,不再参加沙龙展,而是专心创作。主要创作了《母爱》《少年中国》等作品。
1948年1月28日,在法国生活了15年的滑田友,在徐悲鸿和吴作人的邀请下,携带大量作品回到祖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此时,滑田友纯熟地掌握了西洋技法,并运用“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创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4月5日,华北人民政府将4月5日定为烈士节,通令在清明节隆重纪念烈士。在国立艺专任教的滑田友关注时事,以特别敏锐的思想,为北平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他真切地感受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每天都在发生新变化,而这和平的环境,人民生活的安宁,都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生活安逸、享受和平的人民,要不忘先烈、不忘英雄。于是他想到了应当在北平这一昔日古都中,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性建筑、一个纪念场所,让后来人永不忘幸福生活是怎样来的。带着诸多的想法,他走遍了北平城,以艺术创作的眼光,最终认定在昔日的皇城的城楼前建一纪念性建筑物是妥切的。深思熟虑后的滑田友,提笔给当时北平建设局的领导写了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北平、在天安门广场建一座有中国民族性特点的纪念物。
滑田友的建议,是目前已知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最早的建议与提案。
碑文形成于政协会议期间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这是毛泽东主席一挥而就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在这155个字中,没有写中国共产党,没有写解放军,提到的是人民英雄,其中强调的是纪念为国家、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人。
在正文114个字中,毛泽东主席以气势雄阔、历史厚重、高度概括、寄情深远、音调铿锵的语言特征,展现了一代伟人的熠熠文采。
起笔第一段29个字,第二段比第一段多一个字,共30个字,第三段最长,共55个字。这在文字排列上,瞬间就给人视觉的冲击,而语气的一句比一句加重,犹如涨潮大海,一浪高于一浪,磅礴气势冲到眼前。
不仅如此,从三年、三十年,一直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三个重要时间点,让毛泽东的如椽大笔完整勾勒出来。这里的第三段,没有用一百零九年以来,完全体现了毛泽东主席深谙语言的极致运用。从逻辑上讲,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接下来,理应就是一百零九年以来。但毛泽东主席非常清楚对于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才能表达所蕴含的历史感与厚重感,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风云尽收。
我们再看整个碑文,毛泽东没有用标点,却又加上了“从那时起”4个字。整个碑文在简略精要中,惜墨如金。而在必须中,又要着意落笔。“从那时起”,就是一个特别的强调、承接。在整个碑文中,还连续用了三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一黄钟大吕的叠加,在纪念碑奠基现场,三个重音激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在天地之间,构成了难以复制的大音之美,昭示过去,又启示未来。
那毛泽东主席的这一碑文是何时构思的?是何时写就的呢?
在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中,毛泽东特别注重调查、注重总结,有时一语之言,振聋发聩;有时洋洋洒洒数万言,写下名篇专论专著;在重大的转折关头,还以诗词歌赋纪之。如今,革命成功,这一切都是先烈们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人民英雄们”五个顶天立地的大字,入脑记心。胜利后,革命成功后,更知人民是英雄、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这种基于书写在天地之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与历史观,早就在毛泽东心中形成。所以当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向人民英雄致敬默哀时,毛泽东应该就已开始有了碑文的灵感。当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在政协会议的第三天出现时,毛泽东便在心中打好了腹稿。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将对先烈们的情感,全部融于笔端,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为熔铸着所有中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怀念、缅怀、感念、追思、敬仰等各种情感于一体的碑文。
陈志敬镌刻奠基碑
毛主席要来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其最重要的活动是亲手为“奠基碑”填土。由此,赶制奠基碑成为最紧要的工作。
镌刻碑文是一门精细的艺术行业,它与普通的石工不同,与治印也不是一个行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镌刻碑文与古玩、文房四宝等行业一样集中在琉璃厂文化街。到1949年时琉璃厂只剩下以陈云亭名字为字号的唯一一家镌刻碑文的店铺。
陈云亭,别号寿石山房主人,河北定兴人,于民国初年设肆,名“陈云亭镌碑处”,其木匾为满人宝熙(瑞臣)所书。店铺开设在北京琉璃厂东门内路南261号。营业种类主要有:专刻墓志、碑铭、端砚、文玩,善摹秦汉印章,承办铜青、艾叶青、汉白玉各种细料。精拓蝉翼、乌金墓志碑铭,古今各式法帖。发售漂净朱砂印泥,紫、蓝、黄、黑各色印泥,经售鸡血、田黄、昌化、青田、新旧寿山石章,专刻金、玉、牙、石图章。
陈云亭1885年出生于镌刻世家。他的父亲陈仁山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是北京最著名的镌碑艺人,与之齐名的还有高学鸿、胡青等人。陈云亭自小酷爱书法艺术,有较好的书法功底,从少年时代起,便在北京琉璃厂跟父亲学习镌碑技艺。为了经常能够得到名师的指点,他结识了许多大书法家,如陈宝琛、宝熙、张伯英、寿石工、付增湘、钱来苏等人,逐步了解他们的书法特点,并且使其在镌刻和拓片中得到体现,而这些书法家也十分了解陈云亭的镌刻艺术水平,所以他们为别人书写碑文时,为了保证体现他们书法水平的本来面目,防止将碑文拿去找一般的石匠镌刻,往往指定去琉璃厂找陈云亭镌刻,或者直接在碑文中写上“陈云亭刻”。
1945年,陈云亭病故。由其三子陈志敬继续经营陈云亭镌碑处。他先后镌刻了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袁崇焕祠重修碑记等作品。也就是说,是陈志敬制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
1949年9月23日,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找到琉璃厂261号陈云亭镌碑处,他们请陈志敬刻一座碑,碑文由毛主席起草,文化名人叶恭绰书写,9月30日前务必完工。
陈志敬接到任务后,找来一块重达半吨的旧碑,碑身高1.7米,碑座65厘米高、100厘米宽、35厘米厚,艾青石制成。陈家老少齐动手,用一天时间对石碑重新进行加工。
24日,碑文送来。这字与1958年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碑文相比多了五字——“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陈志敬日夜不停地刻了5天,155个字,每字是一寸大小的隶书。30日下午,陈志敬将石碑送到天安门广场。碑身没有立在碑座上,所以我们从当年留下的两张照片中,看到的是纪念碑的碑座。
我们以往都是以奠基的称谓,但对于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而言,是为“奠基碑”奠基,而不能说是“奠基石”奠基,更不能简化为“奠基”。因为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影像足以证实,是为“奠基碑”奠基。唯可惜,奠基碑的碑身在1950年时,移存在天安门广场千步廊西墙根处,后来则不知去向。值得庆幸的是,在1950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影像扎实地留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物证——纪念碑的碑座。
参加奠基的不是全体代表
在我们已出版的教科书和影视剧、电视纪录片中,多有这样的表述: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主席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了奠基仪式。
但我们从当时留下不多的照片中,发现并不是全体代表,影像足以证明,第一张是“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第二张是“毛主席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第三张是“毛主席执锨铲土表示对先烈的崇敬”,这几张照片里,没有刘少奇。
那刘少奇到底参没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呢?
这个问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有明确记载:“本日会议的执行主席刘少奇、李立三、沙千里、梁希、盛丕华担任选举总监督……”这句话,说明刘少奇当时是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场里主持监、检票,没有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
又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明确记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是在会场选举投票后,利用检票时间,事先通过“办法和碑文”。
在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述:“这时已是黄昏,暮霭像烟雾一般笼罩在空中。”赵紫宸也回忆过:“我被邀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毛主席首先铲土放在碑基之上,我与数十人依次如法铲土。我不知何故,只有数十人随毛主席举行如此庄重的典礼。也许其他代表同时另有事务。”
这就说明,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不是所有与会代表都参加了。到底都谁参加了,一共多少人参加,谁没参加,仍需史信考据,更需档案文献佐证。
《哀乐》首次奏响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罗浪指挥华北军区乐团演奏了“风风铃”曲调的哀乐。在这以后,“风风铃”乐曲报中央政治局审阅后,被正式批准为典礼用乐曲。
“风风铃”是何种曲调?是谁创作的?
“风风铃”那低回悲哀的旋律,是由陕西民乐演化来的,它的诞生要归功于延安时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煤矿文工团著名作曲家刘炽收藏了一份关于“风风铃”的资料:在1942年春,延安鲁艺组织了一个“河防将士访问团”,赴驻延安附近的王震部慰问。此间,音乐界参加此行的作曲家刘炽、张鲁、关鹤童在演出间隙沿线采风。当他们来到米脂县时,请当地的著名唢呐艺人常峁演奏一些唢呐曲,在他吹奏的曲子中,有一曲民乐“风风铃”。
“风风铃”那悲壮、深情的旋律深深地吸引了三位作曲家,于是他们记下了“风风铃”独特的曲谱。这支乐曲采回来后,采集者根据其风格易名为《追悼曲》。在延安军民公祭刘志丹时,音乐工作者编配民乐谱,还填了歌词,临时命名为《公祭刘志丹》。
关于《哀乐》,华北军区乐团的指挥罗浪也有一种说法:《哀乐》源自流传于华北地区的一支民间唢呐曲,是他与张非、徐曙三人于1945年在晋察冀根据地采得。当时,罗浪等三人皆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所属的抗敌剧社音乐队骨干成员,罗浪本人担任指挥兼作曲。这一时期,音乐队来了个绰号“喇叭转”的民间唢呐艺人,此人为保定人氏,能同时吹奏数把唢呐,吹出种种花样,演出时颇受群众欢迎。在“喇叭转”演奏的曲目中,有一支婉转凄切的曲子,据本人说是专用于红白喜事,快节拍吹奏显得热闹,用于婚事;慢节拍吹奏转为哀婉,用于丧事。罗浪等人颇感兴趣,便记下了此曲乐谱。后来,由罗浪执笔将那支采得的唢呐曲进行改编,谱成乐队谱,并指挥乐队在祭奠仪式上如期演奏。
同一支《哀乐》,何以有不同的出处?
罗浪对此分析说:“说到底,这支曲子来自于我们民族的土地。”《哀乐》取材于华北地区民歌,且与地方戏曲有着一定渊源,其历史之久、流传地域之广,恐音乐史专家亦难以考证。在抗战后期,延安与晋察冀的文艺信息难以沟通,因此两地的音乐工作者分别采得此曲并改编《哀乐》,并非没有可能。
如果说《哀乐》原曲的采集者尚存争议的话,那么此曲最终被正式确定为国家典礼音乐却功非罗浪莫属。因为是他几经艺术加工成了《哀乐》,并让乐队学会了这一曲目的演奏。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多,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由40余人组成的军乐队吹奏出《哀乐》深沉凝重的第一个音符。
这是《哀乐》首次在国家典礼仪式上被采用,自此一直沿用至今。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