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丁元竹

讨论隔代教育问题涉及对代际关系在当代特点的认识。

从我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看，我们可以把代际关系分成传统乡土社会的代际关系和现代社会、城市社会、互联网环境下的代际关系，它们有不同的特点，对家庭教育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基本还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人口占比不到10%，改革开放开始时，城市人口占比不到20%。传统乡土社会中，教化权力产生于每个人来到这个社会之前必须面对一整套他（她）必须接受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是他们的长辈已经遵循并且经过世世代代验证可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整套习惯、习俗等。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这些社会规范称之为文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大人通过教化使他们接受。大人对孩子实施教化一方面是为了使原有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孩子能够融入社会。具体到个人来说，使他们在进入社会后不至于无所适从。家教在这里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在相对稳定的乡土社会里，文化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变来变去，掌握文化的年长一代可以对下一代实施教化，也就有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讨论的“长老统治”。长幼之分显示了年长一代实施教化权力的合法性。

与乡土社会不同，在急速变革的社会里，教化权力会相对弱一些，年长的经验和文化不能给年轻一代足够应对现实的能力。年龄和能力不一定成正比。

眼下帮着儿女带孩子的老年人大多是50后、60后，甚至70后也参与进来了，这几代人既经历了传统的乡土社会，也经历了快速变革的城市社会、信息社会。50后、60后、70后因人而异，有不同的教育职业背景、经济条件、生活习惯，隔代教育的效果也不能一概而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很讲究分类，当然在这里不能展开，但细分起来肯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城市化、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它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社会结构，甚至形成了新的代际关系。互联网把代际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使其成为当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体验在不同代际之间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代人的感受不一样，最终形成的习惯也不尽相同。进一步说，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中后期，在过去70多年里，尤其在最近的40多年里，大量人口，准确地说是8亿多人口离开农村或小城市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生活，这种人口流动已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眼下，那些年龄在80岁至90岁以上的老人家一般有数个子女，这些子女的年龄也在50岁以上，由于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移，这些在现在看来依然是“大家庭”的家庭绝不是那种传统社会中的子孙满堂、儿孙绕膝、同吃同住的大家庭，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现在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实际上已经是核心家庭，大家庭社会空间基本上是一种心理空间，因为大部分子女与年老的父母分居，大家居住在各地，居住在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除节假日见面和平时的通信，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生活在一起，人们之间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因为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接下来的50后、60后、70后可能要经历一个不同于上几代人的生活：由于他们是历史上“独生子女”政策的践行者，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家庭，他们与子女之间的空间关系将由分布式转为点对点模式，一对年轻夫妇关照两对以上的父母养老将成为常态。再接下来的80后以下的父母，情况会有所改变，因为他们的子女正在践行新的生育政策。可以想象，在接下来的至少20年间，中国社会变迁会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家庭、政府和社会都将会面临巨大压力。50后、60后，甚至70后都会因为种种原因参与到核心家庭的教育中来，产生隔代教育问题。

老年人带孩子自有它的好处，一是放心、安全、有亲情感，这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基本传统，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年长一代会把优秀的文化价值、行为习惯传给下一代，薪火相传，这是好的一面。也有一些老年人会把一些不适应当代社会的习惯、观念带给孩子。另外，50后、60后，甚至70后这一代人的互联网知识普遍匮乏，与00后有很大的鸿沟，要把孩子管好带好，会有知识上的不足。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治理上的问题，比如说老年人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一些孩子沉迷网络，往往通过老一辈互联网知识缺陷钻空子，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在这个意义上，隔代教育还是有其问题的。

代际之间差异成为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对隔代教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需要分类研究，综合施策。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