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贡·卡尔泽杰

现在，国内外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热贡艺术”是什么。

“热贡艺术”作为一种绘画流派，作为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与藏民族传统文化同根同源、血肉相连的独特艺术门类， 她留给世人的印象简直太深刻了。

本文作者是土生土长的热贡人，与热贡艺术非常有缘，这段特殊因缘，要从他在黄南州工作的一些经历谈起……

介入“申遗”工作

2007年12月，也就是我担任黄南州人事局副局长第5年年底，我接受组织安排去黄南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工作。2008年9月8日下午，分管我局工作的王化平副州长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说：“文化部最近在北京召开申遗培训动员大会，我们争取‘热贡艺术’报上去。你带着相关文字材料和视频资料，明天晚上之前务必赶到北京……”听到州长这番话，我有些振奋和激动。州长给我交代的这份特殊任务和殷切希望，使我感到有些突然，当然也有不小的压力，但慢慢成为我满腔热情投入“申遗”工作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接到电话第二天下午，我就带着单位所有相关文字资料和之前个人搜集的一些图片资料，还有州电视台记者扎西同志提供的相关视频资料，匆匆赶往西宁机场。夜里到京后，与此前已赴京参加申遗培训的王绍元同志取得联系。王绍元同志是我局下属单位黄南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当时借调我局帮助文物和非遗工作，接到文化部培训通知后，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局长决定派他和电视台记者李海东同志随同省文化厅领导一起参加。

培训工作结束，为便于开展工作，文化部要求凡参加“申遗”工作的各省、市（区）领导和专家学者们要下榻地处北四环的外国专家大厦，所有评审专家也在这里集中统一审核材料。我和王绍元同志没住在专家大厦，而是住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药浴大厦旁边一家小宾馆。这是一家占地面积极小的半地下室宾馆，在这里，我俩一住就是18天。在整个“申遗”期间，我俩在这家小宾馆和专家大厦之间来回跑。几乎每天，不是跑专家们那儿审材料，就是跑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摄制组，请他们帮助制作视频资料。而更多时候只能待在宾馆撰写文本、联系专家或网上收送相关文字和图片资料。每天一遍遍、一次次重复而又超负荷地工作，令我有些不堪忍受。

帮手王绍元同志虽擅长写稿，但在电脑操作方面没法帮我，联系专家方面人生地不熟的，更没法帮我。所以，除了部分文字写稿外，我很少安排他工作，在这只有往前冲，没有任何退路的时刻，所有的环节只有一个人盯着，整日处于“孤军奋战”状态。我俩的伙食也很简单，每天在小宾馆附近找个面馆随便吃吃，有时盯着电脑出不去，只好方便面和零食凑合一下。最难忘的是，有一天我州热贡画院院长娘本先生来找我，当他看到我俩入住的宾馆和吃的伙食，他提出让我要住好吃好，别与自己过意不去。我哈哈一笑，跟他说：“我来北京是干好这一阵儿工作的，不是来吃好住好。你有所不知，我住的这地方和专家大厦最近，只有住在这里才更方便与专家们沟通，如果住远了，时间都花在路上，大事耽误了没法交差啊。”娘本听了我这些话，很是感动，说：“那我请你俩在附近好饭馆吃一顿，这不耽误事吧？”我说：“那倒是个好主意！”

至今仍难以忘怀的是，“申遗”期间每天面临的资金问题。两个人每天的吃住行费用之外，其他方面大的开支我也拿不出来。这实际困难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所以我向王州长求助。王州长立马赶到我俩住的地方。当他看到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时，很是高兴，对我提出来的资金问题，他更是重视有加，通过多方渠道他给我解决了一些。

当时最着急的不光是文本修改，同时还有英语版视频资料，前面已说定制作完成后一次性付清5万元制作费，这笔钱从哪儿来？好在“申遗”过程全部走完时，资金也就有着落了，是王州长想尽办法解决的。由于人财物和工作经验等方面的不足，一开始，工作的推动陷入了困境。当一位专家看到我方要人没人、要材料拿不出有质量的材料时，他悄悄跟我说：“别难过了，你们已尽力了，你的工作热情令我们很感动，但你也看到了，人家都由专门的团队在做，不是光靠一两个人就能做成，等下次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来吧。”

是啊，全国其他省、市（区）参与申遗工作，有专门的领导班子和专家团队在蹲点做这件事情，而青海这边，只有我们两人在忙前忙后。但那位专家的话没有让我退却，反而有一股冲劲儿在作我精神上的支撑，我想如果这样灰溜溜地撤退了，那简直太不称职了，回去怎么交代？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哪怕申报没成功，参与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就如那位专家所说的，再等几年条件成熟了再来报也不晚啊。

关键时刻有人帮

“申遗”截止日期为2008年9月25日，日子在一天天逼近，修改好的文本每提交一次专家审查会就会提出很多问题，包括字、词、句的规范用法到限定的字数、文字表达和表述内容等方面，总有好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再深入修改完善，我又束手无策，那只好求助外界力量。“申遗”表格的填写要求也很高，不是随便填一下就行，每一项都要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做到工整规范、准确无误，有的申报表格看不明白，我只好把汉文版和英文原版一字一句对照，好在我还懂一些英文，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机关单位和个人不论填写什么表格，最后要填写申报单位、审核部门的意见并加盖公章才有效，但“申遗”文本表格的填写必须以个人申请名义填写，而不是部门单位名义。也就是说，对任何一种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必须是个人自愿行为，而不是官方行为，文本表格最后落款者，必须是在这个领域有突出贡献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签名、加盖名章才有效。在我们的概念里，两者都差不多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填写文本的严肃性和严谨性，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如果不认真对待，我国专家这边即便勉强通过了，到时候拿到联合国评审专家那里绝对是没那么容易的，如没能通过，那我们所付出的辛苦努力将付诸东流，所以，只有下定决心取得成功。

在文本修改方面，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我母校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祁进玉教授，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后学位。祁教授是我们的老乡，他是咱们青海互助的土族。他对“热贡艺术”并不陌生，之前在湟水河流域和隆务河流域做过藏、蒙、土等民族“族群认同和文化变迁”方面的考察，并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最需帮助的关键时刻，通过在京同学，我很快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与他通话介绍情况后，他爽快地答应了给我帮忙。后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来我住的地方。在藏学研究中心工作的老乡南加才让夫妇俩，几乎是无偿帮我做视频资料的英文介绍词翻译，还有原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马胜德也多次给予耐心指点。由于有这么多同乡人的无私帮助和指点，使一开始令我一筹莫展的“申遗”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成功的消息传来

当年，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非遗项目总共有34项，次年宣布批下来的有22项。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认为最值得期待的项目如河南省申报的“少林功夫”，贵州省申报的“茅台酒酿造技艺”、国家财政部申报的“中国珠算”等项目都没获批。令我非常欣慰的是，我们申报的“热贡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所申报的“格萨尔史诗”、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申报的“西藏藏戏”这三个涉藏项目以及甘肃省申报的“西北花儿”均得到了批准，这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耐心等待一年之后，果然，我翘首盼望的三个涉藏项目均获得了批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于2009年9月30日晚上由央视第一套《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当时我在东北吉林挂职，王化平副州长已调离黄南，接替他的马金刚副州长从老家黄南打来电话问我看今晚《新闻联播》没有，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跟马州长说：“我看到了！”这难以抑制的激动的心情我没处倾诉，在异乡他地只有独自一人分享这份经受了严峻考验后的成就感。我为我们的“申遗”成功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上述是我参与热贡艺术“申遗”工作全过程的一个回顾，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后于2010年3月份，在“黄南州2009年度目标考核暨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我被中共黄南州委、州人民政府授予“突出贡献奖”。在成绩和重奖面前，我从没认为自己多么了不起，更没忘记曾为“申遗”工作鼎力支持、热心帮助过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同事们，没忘记之前所做的很多基础性工作以及进入正式程序后接续“申遗”工作的同仁县文体广电局领导和同志们。有那么多高人指点、贵人相助、能人参与，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使我们大家共同拥有了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Regong Arts”—On the 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热贡艺术”。

热贡艺术“申遗”成功的消息发布不久，与其同步向国家文化部申报的 “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也正式落户到黄南藏族自治州，在这项重大建设项目申报中，我同样付出过很多艰辛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

“申遗”成功至今，我对“热贡艺术”的感情依然很深很深。曾在黄南工作期间和调入省政协以后，利用工作闲暇我经常撰写一些关于“热贡艺术”和“热贡文化”方面的学术文章，经常受邀参加有关科研院所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也经常在广播电视和新闻新媒体中安排有关个人访谈，对家乡民族文化的宣传推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热贡艺术“申遗”成功，不仅是我个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更是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极大荣耀。“热贡艺术”不仅给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为推动青海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带来的是“驰名品牌”效应，已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一大独特的资源优势，更成为世界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光彩夺目的瑰丽珍宝。

（本文作者系青海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