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雪
京剧艺术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涌现了以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表演艺术大师，他们创造的众多经典剧目不仅展现了京剧鼎盛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对后世京剧的发展也产生着深远影响。他们的经典如何成为经典，这些艺术大师何以养成，是我们探索中国文艺发展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的时代命题所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
作为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之理论研讨活动，梅兰芳纪念馆、中国戏曲学院、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经典·大师——新时代京剧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0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全国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50余位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学术交流。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很多人知道作为艺术大师的梅兰芳，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员的梅兰芳，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从梅兰芳1959年入党谈起，讲述了这位艺术大师真正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
刘祯讲到，梅兰芳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其对共产党较为深入的认识，是从上海解放开始。梅兰芳的妻子福芝芳在《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中写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一天清晨，梅兰芳就上街了，远处还可以听到隐隐的枪声，在建国东路，他看到许多解放军战士军容整齐，都睡在马路边。回家后，他称赞共产党军队纪律好极了。
紧接着梅兰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的工作，从上海迁往北京居住。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等职。入党的愿望与他参加革命同时萌生，梅兰芳在《入党志愿书》中写到：“自从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来，在党的极大关怀和教育之下，使我理清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通过革命的伟大胜利，祖国的伟大建设和党大公无私地为人民、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伟大措施，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使我真正认识到党的马列主义的真理，也认清了作为一个艺术劳动者所应走的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人民的戏曲事业中，担任戏曲领域许多重要职务，其时他已经50多岁，此前还有抗战8年的息演，他却始终活跃在演出的舞台上，到全国各地，为基层服务，为工人、农民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服务，到抗美援朝前线，到福建前线，慰问和鼓励那些最可爱的人。他每个档期的演出，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场两场，而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不是以他为招牌，而是以他为主演。以1956年演出为例，1月在北京，2月在南京，3月在泰州、扬州，5月26日至7月16日在日本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9月在北京，10月上旬在上海，10月中旬在杭州，11月在南昌，12月在长沙，1957年1月从长沙又直接到武汉，受寒感冒，嗓音发哑，病休后又在武汉演出，包括为武钢建设者作了两场慰问演出，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日本回国后的这次浙、赣、湘、鄂演出，前后持续达近4个半月，这时的梅兰芳已经62岁，这需要具有怎样的精神和力量。这次演出产生很大影响，福芝芳在《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中写道，毛泽东主席见到梅兰芳都询问：“你几时回来的，这次走了不少地方吧？”
刘祯认为：进入20世纪50年代，梅兰芳完成了由一位杰出、爱国的“伶界大王”向有理想、有信仰和高度文化自信京剧艺术家的历史过渡，这样一种转变和升华，与时代发展及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梅兰芳的视野格局、他的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确定他找到方向，知道自己的艺术为谁服务，目标是什么。
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以《民族危亡之时局与梅兰芳对民族气节的弘扬》为题讲述了梅兰芳的家国情怀。
抗日战争时期，靠演戏谋生的梅兰芳坚守不以利害义的原则，坚决拒绝为侵略我国的日本人和汉奸演出，最突出的事例有二。
一是拒绝为庆贺伪满洲国成立演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计划在吉林长春成立以溥仪为傀儡，实由日本侵略者操控的满洲国，为此派人找到梅兰芳，动员他在满洲国成立时去长春演几天戏，许诺戏价“极力从优，安全绝对保险”。梅兰芳说：“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对立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
二是广为流播的美谈——1937年“七七”事变后，生活在沦陷区的梅兰芳“蓄须明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梅兰芳异常兴奋，息演8年之久的他决定立即重新登台，庆祝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
梅兰芳的家国情怀、崇高气节正是戏曲传统和戏曲精神的生动再现，他以拒绝为敌伪演出的人生选择和《木兰从军》《抗金兵》《生死恨》等系列抗战剧目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可贵的精神，赢得了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除了谈及大师，专家们也探讨了20世纪京剧经典如何成为经典？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当年样板戏中第一部被拍成电影的戏，是第一部确立中西混编乐队的样板戏，也是刚开始探索运用主题和特性音调创作，以及之后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戏音乐创作的有关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开始。
讲到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尹晓东讲述了该剧是如何通过一次次的加工修改最终锻造成经典的。尹晓东说，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其艺术实践的总结获得启示，推动今天的创作。
这部戏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58年创排，1964年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967年样板戏汇演，1970年电影拍摄完成。尹晓东以为，京剧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它有巨大的内在潜能。这部戏都是前辈艺术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京剧艺术的改革创新。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已经成为了京剧的第二传统。今天的京剧发展，应该既保存古典美，又创造现代美，因为京剧二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
而为什么20世纪前叶出现了如此之多的京剧大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戏剧理论家廖奔认为：是各种因素，历史、时代、观念和京剧发展共生互动的结果，他从四个方面来进行了阐述：
第一，大师们是京剧艺术积累的化蝶
戏曲史上出了一些重要的演员，从朱元秀，明清时期的马锦、陈明智，后来还有比较出名的魏长生、高朗亭，直到京剧进京后，有出现了同光十三绝等大师。这与当时的京都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和慈禧太后等人的重视以及北京戏园的高度发展分不开的，是在这种环境的共育下出现的这些国人瞩目的名角，之后，四大名旦出现。
第二，时代风气变迁的促成
随着晚清戏曲改良和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剧。新剧对戏曲形成了冲击，迫使京剧改良，四大名旦就是在改良京剧中应运而的。包括后来成立富连成社，就是京剧人才培养途径的一种革命。富连成班成批按行当培养京剧演员的做法，使各个行当涌现出来一大批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当时也都进过富连成社，马连良、侯喜瑞、裘盛戎等后来形成了各大流派。
第三，尊重艺术的观念确立
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对于戏曲艺术持尊重态度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师生。梅兰芳赴美国、苏联，程砚秋去欧洲，西方的反馈让京剧信心大增，我们的文化自信来了。
第四，对传统艺术的守护
抗战爆发，发现借戏曲来宣传抗战效果很好。所以一直发展出延安平剧院的京剧改革，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推崇传统艺术。20世纪50年代对京剧和戏曲高度重视，很快就成立了中国戏曲学院、建立了中国京剧院，因此推动了戏曲的现代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成为全国瞩目的艺术，京剧作为集中代表，各行当领军人物自然成为大师。
20世纪前叶京剧大师的出现，这种环境可遇不可求。
新的时代，我们依然期待京剧领域的大师，过去的土壤和条件已不在，我们不能空谈大师，需要借鉴、反思。当前更重要的，还是传承。廖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