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明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大事件，也引起了当时在华外国人的高度关注，他们作为亲历者在著作、报道、书信及日记中留下了大量关于辛亥革命的一手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将主要参考英国记者莫理循的《直击辛亥革命》、英国记者丁格尔的《1911-1912亲历中国革命》、美国传教士布朗的《中国革命1911》及《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等国内出版的译著，梳理考察外国人眼中的辛亥革命复杂镜像，并从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辛亥革命的不同面相。

辛亥革命过程的描写

辛亥革命中的武昌首义自1911年10月10日爆发后，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美国《大陆报》特派记者丁格尔及美国《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对起义进行了连续的报道。

《纽约时报》10月13日刊发的《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政体有望建立》报道对武昌起义后的形势称：“湖北地方政府宣布独立。起义军组织严明并有很好的供给。他们查抄了当地的国库和银行，并发行自己的纸币以弥补政府财政。两天前攻占武昌的革命军已跨过长江，除居住有外国人的汉口、汉阳两镇外，湖北省其他所有地区已落入义军手中。成千上万的新军士兵参加了武昌起义。”

关于武昌首义后清政府当局的反应，外国记者也有叙述。10月23日《泰晤士报》刊发的莫理循的《中华危局》报道提到清政府的困难称：“普遍认为，政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因为不仅到处是对叛乱的恐惧，在赴援清军的后方更是如此，而且还有其他危险，如弹药不足，越来越多的起事，困窘的财政。财政问题非常严重，户部得到旨意，除了军事用途和支付外国贷款，不得支出任何款项。”该报11月7日刊发的莫理循的《北京城内的恐慌》还报道称：“据可靠消息，朝廷已吓得不知所措。无论发生何事，朝廷都将留在北京，但许多公主和贵妇人已到外国租界寻求庇护。在当前的危机中，没有比满、汉人寻找外国保护更奇特的事了。”《纽约时报》11月5日刊发的报道《武昌事变后的中国时局》还分析了起义造成的影响：事变后，这个国家被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南方的革命派要求成立共和国，而北方的立宪派希望废除满族特权、建立宪政。除非获得充分的安全保障，否则北方军队不愿接受任何东西。就北京当局而言，时局走向取决于目前正在滦州集结的这支北方军队的态度。

对于辛亥革命中的各省战事或各地易帜，外国人也有报道。如丁格尔曾亲自到前线体验记录了10月下旬的汉口刘家庙战斗，他对当时清军的布置指出：为了防止部队叛变，河南和山东兵在前面，满洲人直接在他们后面。这是满洲官员设计的花招，旨在维持清军的忠诚。河南兵既不能放下武器，也不能后退，即使他们非常愿意。加入敌军的企图会遭到满洲人的射击。满洲兵使所有军队只能向前，不许后退。《纽约时报》在《武昌事变后的中国时局》这篇报道中还指出：武昌城并未作任何抵抗便被革命军占领，长江上游其他城市已和革命军将领取得一致，直接悬挂白旗。很难说是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武昌和其他上游城市，只不过是众人都默认各地易帜而已。整个过程中大约有10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其中多数是在用炸药炸开勉强关闭的城门时意外伤亡的。

当时社会各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在华记者也有所观察。莫理循在10月27日信中提及民众对革命态度称：“我在这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开明的低级满族官吏也反对他们的政府。现在要得出目前最好该做什么的意见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在现在绝对君权和如此众多的中国人正在酝酿的共和制之间，要有个中间阶段。清王朝终究还有一种使中国各省和人民凝成一个整体的影响。”

莫理循在11月8日《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中则提到北京报界对革命态度称：北京报界正在改变腔调，变得大胆起来。一些报纸公开支持革命党，抨击一些暴行和袁世凯起用声名狼藉之人。舆论呼吁没收满族王公的财产，以赔偿人们因汉口大火而遭受的损失。社会上似乎普遍存在一种不确定的、不能解释的恐慌。但无论如何对外国人没有任何不友好的言行。

莫理循在1912年2月14日的该报发表的《北京一片宁静》报道还提及了2月12日清廷退位诏书发布后民众反应称：“北京很平静。诏书已被人民所普遍接受。除了贴在各个路口，宣告国体改变，命令保守秩序，警告扰乱和平将处死刑的措辞严厉的告示外，一切如常。上海也发来电报，语气轻快，宣告已普遍接受诏书的内容。此间人士认为，诏书使目前的状态合法化，但实际上政府的管理并没有变化，自皇帝被剥夺了实际权力以来，首都人民已经习惯于这种管理了。”

对于清政府与革命军的和谈，驻华记者也一直保持着关注。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发表的莫理循《攻陷武昌》提及了双方和谈称：“武昌被攻陷后，革命领袖黎元洪希望接受袁世凯最初提出的和平协议，这大大增加了和平的希望。袁世凯当然要以和解的态度行事，希望重新赢得长江流域革命党对他的信任。袁世凯引导他们接受这样的观点：除了推翻朝廷，关于立宪政府的一切事宜已经得到认可，再进行争斗，已没有任何意义。”12月18日，革命军与清政府在上海开始了南北和谈，伍廷芳、唐绍仪分别作为首席代表出席，对其重要性，丁格尔曾叙述称：“这次北京政府和南方派全权代表的和平会谈被认为对中国有非常之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为中国命运之转机。全世界将非常集中地观察事件的进展并对事件的结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立两派的首席全权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可能获得文明世界的赞誉，也有可能因为没能把握住把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设置在进步的轨道上这个机会，特殊的环境组合提供了这么一次机会，而遭受谴责。”南北和谈实际一直为袁世凯所主导，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泰晤士报》1912年1月16日发表的莫理循的《清王朝最后的时日》还提及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妥协称：可以满怀信心地相信，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将认同皇帝以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呼求，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的政治家中，只有袁世凯长于治国经验，有众多的满人和汉人追随他。他是帝国精锐军队的创建者，在国外赢得了信任和尊重。

对于此次辛亥革命的性质，丁格尔还进行了概括：“这次运动不仅仅是甚至主要是由一种进行一场被腐败的清王朝长期耽搁的改革的鼓动而发起的。人们要求废除满族统治的普遍呼声也不是完全地或主要地是人们对鞑靼王朝有摆脱传统暴政的勇气和信念的不信任。这场就像野火一样的革命在南至广东北到直隶的中国大地上蔓延，它很显然是一场被当作是削弱外族统治的全国起义。他们借用了民主西方的政治呼声。在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心地区，它用共和政府装点了自己，但它的动力却源于一个民族在满族统治以来近三百年的不受羁束传统情结。”

辛亥革命重要人物的采访描写

因在华外国记者对于辛亥革命中的黎元洪、袁世凯、孙中山等重要人物还要详细描述，有些记者对他们进行了当面采访。如丁格尔1911年11月20日在武昌采访黎元洪，他在武昌起义后被推为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丁格尔对其进行评价称：“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他的名声现在已传遍了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历史即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家。他杰出的领导才能以及他领导人民取得迅速改变的例证，使新中华在东西方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在国家生活中默默无闻之辈变成政治知名度最高的人。”

在华外国人对袁世凯的关注最多。美国传教士布朗曾称：“他（袁世凯）对北洋将领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尽管对于南方将领的所作所为他并不能完全约束，可是南方将领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却不能无视他的态度。”11月19日的《纽约时报》刊发的《万众瞩目的袁世凯》一文称：“清廷委任他为总理大臣，南方革命党人拥戴他为民国大总统，在这个东方大国的此次危机中，袁世凯左右逢源，步履轻快而平稳，成为了当前中国最具实权的人物……结合他以往的政治经历和目前来自中国各方面的声音判断，在这场动荡的革命结束后，整个世界将发现，无论袁世凯的头衔是总督、总理大臣或总统，这个人将成为他们处理对华事务时无法回避的大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丁格尔在1912年即曾估计到袁世凯将来称帝的可能性，他称：“但如果袁世凯真有野心，在中国成立一个共和国也应该符合他的要求，拿破仑就是从一个共和派人士开始总揽大权登上皇位的。如果袁希望当皇帝，他可以利用的最有利的形势就是接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假以时日，就像拿破仑在法国所做的那样，直到不可避免的倒退开始后，蜕变成帝国就相对容易了。”而后来的历史发展真实地验证了他的预判。

莫理循曾多次采访袁世凯，对其报道颇多，不乏溢美之词。如11月21日的《泰晤士报》刊发了他撰写的《袁世凯论危机》一文，介绍其对袁世凯的当面采访称：“他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关系重大——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但他决心不遗余力地重建一个稳固的政府，使国家不至于分裂。抱此目的，他主张保留现行王朝，建立有限君主政体，因为他害怕一旦革命党的要求得到满足，清王朝灭亡，将出现混乱，导致无政府状态，其结果，外国人的利益将受损，生命必有危险，接下来将出现外国人干涉和瓜分中国的现象。”莫理循在12月23日的《泰晤士报》的《中国的未来》报道中说：“尽管袁世凯从北京多次发来电报，坚持君主立宪思想，但人们坚信他肯定会让步，并成为第一位联邦共和国握有全权的总统。尽管对他这个人有不少反对之声，但普遍认为，由于他在外国人中有威信，他担任总统可使共和国尽快被外国列强所承认。”从上可以看出莫理循对袁世凯的好感，他甚至在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还成为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

对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在华外国人也多有评价，多肯定其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的精神。如布朗赞扬孙中山称：“孙中山先生流亡国外15载，始终关心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于千里之外运筹帷幄，说服万民时口若悬河字字珠玑，面对强敌时坚毅果敢毫不动摇，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教化了他的亿万同胞。在其历经磨难回归祖国之日，却能够视名利如粪土主动让贤，此种胸襟深深慑服了许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领袖们。革命派领袖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对于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丁格尔描述道：“孙逸仙，这个来自全世界最保守国度的革命者，这个从人类最刻毒、最残忍的迫害的阴影中逃脱的逃犯，他保留着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神奇的秘密组织的那种内在精神，如今，通过南京临时政府会议公告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此外，对于革命军群体的观察，也为外国人所关注。如丁格尔肯定了革命军的军纪良好称：整个革命期间，革命军的部队无论是否受过训练，都有良好的举止，每一个关注这次起义的人都对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革命开始的几天里，一张张贴的安民布告显示出革命领袖们的风范。

辛亥革命影响的论述

辛亥革命的战事给民众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外国人也深表同情，多有叙述。丁格尔描述武汉战事造成的破坏称：“战争从江左岸的刘家庙向汉阳蔓延，从江右岸的青山要塞向武昌扩展，难以置信，在短短的两周内竟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附近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居民不是被迫逃走，就是死在废墟中。所有的庄稼都遭到践踏，稻田被挖成战壕，这种灾难在村庄周围蔓延近数十里。黑土地正诉说着那悲惨的故事，这儿在和平的环境中曾生活着一群幸福小康的村民，但现在都逃走了或死去了。”他还特别叙述了清军火烧汉口造成的影响称：汉口城大部分仅剩下一堆被烧黑的废墟，成千上万的人因无家可归和没有饭吃而到处流浪，女人被虐待和强奸，抢劫和大屠杀残忍地齐头并进。

对于辛亥革命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在华外国人也进行了分析。如作为传教士身份的布朗看到辛亥革命影响了中国官员对传教士看法的变化，官员们之前多是盲目排斥传教士，“辛亥革命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官员的这种认知。部分原因是传教士们在南北阵营的对峙中能够扮演中立的角色，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先前反对传教士或者对传教士不予理会的中国官员不得不借重传教士的居间效应，因为传教士可以做很多双方都不方便做的事情。”对于辛亥革命的广泛影响，丁格尔分析较多，他指出：“当前，中国正经历一场社会的、商业的和教育的变革，事件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致如果谁要想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必须立即去读刚刚发生过的新闻。任何一个全国性事件刚刚发生，旋即就变成了历史，我们不可能与所有的变革同步，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中国表面上呈现一派新气象。”特别是他还关注到此次革命对外国的在华贸易影响称：最近因革命引起的服饰变化，已显示出中国人更换服装的巨大需求。由于剪掉了辫子，人们抛弃了曾经非常时髦的小而圆的满洲式帽子，立即产生了对外国帽子的需求，商业机会也被创造出来了。

很多在华外国人认为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丁格尔指出：在这个奇怪民族的国家生活的表层，我们看到了一束希望之光，它预示着一个更伟大的日子的开端。甚至我们这些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在惊喜中迷失。布朗则对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与进步给予充分解读，他指出：“尽管新生的中华民国困难重重，但未来依然充满希望，‘民有、民主、民享’的现代政治理念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力日益壮大。迄今为止，重任在肩的中国主流精英们在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政体时一直展现出坚定果敢的信念与卓越惊人的智慧。无论中国的转型之路如何前行，方向却是毋庸置疑的。生机勃勃的进步势力必然会战胜顽固的保守势力，现代政治理念必然会取代传统政治理念。”布朗在其著作《中国革命1911》的最后，满怀希望地提出：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已经被辛亥革命彻底埋葬，这个腐朽的封建帝国已经轰然倒塌，中国人民迎来了更加自由和光明的时代。放眼全球，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还有比辛亥革命的胜利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吗？

纵观当时在华外国人亲历的辛亥革命记载，对辛亥革命的起因、过程及影响都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对其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有生动的描述，为我们了解此次革命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而且可以弥补中方史料叙述的不足。当然有些在华外国人的记述也存在一些史实上的错误，对袁世凯评价过高等问题，需要读者客观的看待与评判。

（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