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吕巍

“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这个成就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数据表明，2016到2017年间，我国科学论文、发明专利、研发经费的增量分别占世界总增量的61.0%、89.1%和20.7%，但我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90%的根技术来自于西方，也暴露出我国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少的短板。”10月20日，在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王宏广如是说。

基础研究是整个创新体系的源头，决定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非常重视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自十二届全国政协开始，积极发挥联系科协界、科技界委员的优势，连续9年组织召开“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今年，委员和专家们围绕“着力加强基础研究 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活力”议题与相关部委负责人协商讨论、深入交流，共同推动基础研究繁荣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首先提出了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问题。“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2021年已经达到总研发经费的6%，但是相比世界科技强国15%左右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他还提到了经费的分配问题，认为在项目、人才、科研机构三者之间应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对于基础理论研究如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要以对科研机构的资助为主，项目资助为辅，使得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科研环境。目前的资助体系对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不太友好的。”蔡荣根直言。

“在经费支持方面，也要增加自由探索性申请项目占比，减少定向和计划性项目的比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徐星表示。

在他看来，无论是科学的巨大进步，还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大多始于科技人员的自由探索性研究。就我国目前科研状况来看，增加自由探索性研究在整个科研领域的占比，从经费支持、人力资源配置和平台设备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建立一个自由探索性科研为主、定向计划性科研为辅的科研体系，既有助于我们发挥攻坚克难的制度优势，也能帮助我们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提高科研效率，推动科研有效产出。”徐星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向宇认为，基础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对奥秘的好奇与探索、对新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不一定是为了实用目的，甚至并无实用背景，但恰恰是表面上看似“无用”的东西，日后往往有着神奇的功用。“科学研究不仅要做‘有用之用’的‘显功’，也要做‘无用之用’的‘潜功’，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共同推进我国科学高质量发展。”他建议高度重视“做潜功”的基础研究，明确将“构建科学知识体系的强国”作为“加强基础研究”的一个战略目标与战略需求。

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高水平的创新人才。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薄弱的主要原因已不再是缺钱，而是缺高端仪器、缺独创方法、缺顶尖人才。没有顶尖人才就没有方法的创新，没有新方法就没有先进仪器，没有世界独创的方法与仪器，就很难做出世界独创的原始创新。因此，原始创新能力不高的最大瓶颈是缺乏顶尖人才，缺乏敢于想象、敢于独创的顶尖专家。”王宏广建议把造就顶尖人才队伍作为加强基础研究的突破口，切实解决好顶尖人才“育不出、引不来、留不住、用不好”等四大难题。“应尽快制定《诺贝尔奖培养计划》，在香港、澳门建立引进人才的基地，同时支持私人企业参与人才引进，尽快抢回一批顶尖人才。”

说到人才引进，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直言：“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学术交流，通过学术交流合作，激发思想碰撞的火花，产出重要的原创性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应加强国际交流，建立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完善有利于外国科学家来华交流、生活的政策环境，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吸引急需的尖端人才、创新型人才，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

委员和专家们在谈到基础研究的评价导向问题时，建议突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型和新发现；重原创，重创新，重解决国家需求中的重大基础问题，以产出重要成果为导向，允许失败，不允许重复，大力减少跟风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