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7.4%。抑郁症被视为自杀危险因素中一项重要的可治疗因素，但其中仅有40%的患者接受治疗。正视青少年抑郁症并及时治疗，对于保护孩子心理健康极其重要。

“每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背后都可能存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湖南省政协常委刘新民说，原生家庭构建着青少年对世界最初的认知和思考，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会产生很大影响。现在家长对于独生子女的教育常以“包容”为主，本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的事情和责任，家长们常常“包办”，导致孩子们试错和纠错的机会减少，当他们独立面对外界压力与挫折时，承受能力就会异常脆弱。

“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大，家长自身心理也可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也会影响到孩子。”湖南省政协委员羿莎说。湖南省政协委员刘霞表示，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很多父母选择离家务工，孩子与父母分离时间过长，会让孩子形成“亲子中断创伤”，为“抑郁”埋下“隐患”。

青少年一代是互联网虚拟空间里的“原住民”。刘霞说，70后、80后孩童时期的娱乐活动都是团体性的，同辈之间面对面地交流、玩耍，心理更加放松，所以患上心理疾病的概率较低。而随着手机等移动电子设备的出现，孩子们与同龄人之间的沟通，变成了与机器的交流，电子设备成为情绪的宣泄对象，但网络终是没有情感的虚拟机器，孩子们过度沉溺于网络世界的互动，而丧失了与现实世界对话的能力，久而久之“抑郁”便“乘虚而入”。

大众对待抑郁症的态度与其他疾病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们往往会“谈郁色变”，对于抑郁症仿佛有着一种极度排斥的“病耻感”。刘霞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对抑郁症本身认知不足。对于感冒等疾病大家都有一定的认知，会觉得这是一种常态。而对于抑郁症大家存在先入为主式的“刻板印象”，戴着“有色眼镜”认为抑郁症就是“精神病”，所以“病耻感”会比其他疾病更重。

“比起得病后去看病，事先的预防更重要。”刘霞表示，要“防患于未然”，相关社会组织可以多开展一些有关抑郁症的公益讲座，向大众科普抑郁症的知识，纠正人们对于抑郁症的错误认知，提高社会对抑郁症的重视度。长沙市政协常委彭丽君认为，媒体要发挥引导民众认知的功能，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传递正能量。

“家长要学会和孩子做朋友。”刘新民表示，有些家长跟孩子沟通都是“居高临下”，要充分尊重孩子，只有在尊重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有效交流。湖南省政协委员钟高明认为，对于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家长要多引导，而不是直接去开导，引导他往愉悦的环境中去，可以适当加强体育锻炼，让孩子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鼓励他和性格外向的孩子交往，多参与团体活动，进行“互补式”治疗。刘霞建议，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感受周围人的关心与关爱，让阳光和爱走到孩子心里，一扫阴霾。

对于已经确诊为抑郁症的孩子，钟高明表示，如果只是轻度抑郁，可以选择不告诉他，多关爱、多鼓励，给予他足够的自信，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借助外在力量加以调整会有痊愈的可能性。如果越说“你有心理疾病”，反而可能会让孩子深陷自我怀疑的漩涡，心理问题加重。

“患病本身是痛苦的，因患病遭受歧视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羿莎建议，要纠正孩子对于抑郁症的“偏见”，首先要告诉孩子，这个病不可耻，不要认为抑郁症不光彩。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人在发展的某个阶段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心理上表现为情绪的负面性，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成为心理问题。其次告诉孩子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认真吃药，同时配合心理调节，痊愈之后还是可以正常生活。刘新民表示，除此之外，老师还要和孩子的父母沟通交流，“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提醒父母学会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找到与孩子正确相处的方法。

“社会对于抑郁症不要‘标签化’。”羿莎表示，随着抑郁症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舆论把这一问题过度放大，将青少年的“异常行为”都贴上了心理问题的标签。但有时候孩子可能只是轻度的心理问题，被贴上“标签”后，就会觉得自己心理就是“出毛病”了，由此陷入更加恶劣的境况。

同时羿莎建议，提高心理咨询师的准入门槛，加强心理咨询师个人素质的培训和考核，因为有些孩子根本没有心理问题或者只是一般性心理问题，但是在诊疗的时候，有些“唯利是图”的心理咨询师会把问题过度放大，造成家长和孩子的恐慌。彭丽君也表示，有些心理咨询师收费价格过高，动辄几千元，建议学校开设专门的心理咨询室，引入专业过硬的心理咨询师；同时也要邀请心理专家进入校园，帮助孩子面对心理问题，教会孩子疏解心理压力。

（刘洋 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