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郑大发

主讲人简介：

郑大发，笔名郑大华，土家族。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代表作有：《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张君劢传》《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民国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1931-1945）》《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等，其著作先后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和“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等。

编者的话：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还是伟大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5周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本期讲坛邀请郑大发委员讲述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5周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百余年来，孙中山受到全体中国人的敬仰和爱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其原因在于，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于他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下，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在于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一生追求进步，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在于他热爱和平，主持正义，光明磊落，天下为公，促进了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在于他严洁奉公，一身正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以权谋私、“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的高尚品格；在于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与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在他逝世前4个月，他还谆谆告诫国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可以说，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国家、分裂民族，贯穿于孙中山的一生。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就革命家而言，他领导和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维护民主共和，是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领导者，并在晚年改组国民党，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了他的毕生精力乃至生命。从思想家来看，他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创立了“三民主义”理论，撰写了《建国方略》，以“孙文学说”推动心理建设，以“实业计划”推动物质建设，以“民权初步”推动社会建设。

孙中山还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和阐述者。他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或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概言之，是他最早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一次表达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和要求，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思想先河；是他最早确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即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的“头一等强国”；是他最先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

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先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最早是由孙中山提出来的。

1894年夏，亦即甲午中日战争前夜，孙中山曾到天津上书李鸿章，希望清政府能采纳他提出的仿效西方、以求“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的改革主张。但因时局紧张，李鸿章并没有接见他。“上书”的失败，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使孙中山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于是去了他少年时代求学的地方檀香山，并于同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在他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一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他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侵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孙中山之所以能提出“振兴中华”口号，从而开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先河，首先，在于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孙中山之所以要创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要推翻清王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傀儡和工具，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孙中山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但他越挫越勇，屡败屡起，并能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不断前进。究其原因，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其强大的动力。其次，在于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孙中山始终坚信，中国只要敢于向西方学习，善于向西方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就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仅可以赶上欧美强国，而且还可以“驾欧美而上之”。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是孙中山能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重要原因。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还就如何实现“振兴中华”提出了主张。

第一，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扶大厦之将倾”，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他在同盟会纲领中所提出的“民族主义”，就包含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内容；他之所以要“驱逐鞑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在于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

第二，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1895年的兴中会誓词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初步表达出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和愿望，后又经过几年的探索，到20世纪初，他明确提出了“创立民国”的政治纲领，并被写进同盟会纲领中，成为“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

第三，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孙中山一生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在《上李鸿章书》中，他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的主张。这是他对中国现代化蓝图的最初构想。民国初年他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自告奋勇去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的铁路，一百万英里的公路和十数个如纽约之大港。几年后在《实业计划》一书里，他又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蓝图进行了更详细的构划，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建设方案。尽管其中有不少空想的成分，而且在他生前也从来没有付诸实践，但毕竟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见解，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清末“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孕育或萌发的起点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的孕育或萌发。孙中山正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所引起的民族危机的境况下提出“振兴中华”之口号，表达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和要求的，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先河。

赶超西方：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

古老的中华民族曾创造过十分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长期领先于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学习榜样。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昔日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主权丧失，领土割让，经济凋敝，教育落后，文盲充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赶超西方，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的“头一等强国”，便成了孙中山的一生期望和追求。

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赶超西方的思想。这种赶超思想贯穿孙中山一生，也可以说孙中山一生都在为赶超西方、实现“振兴中华”的梦想而不断奋斗着。

继《上李鸿章书》后，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讲道：“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1912年，孙中山在一系列的演说中再次表达了他的赶超思想。比如，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他强调：中国的物质文明现在虽然比较落后，但只要虚心向西方学，把西方好的东西拿过来，“我们物质上文明，只须三、五年便可与外国并驾齐驱。”

1913年，孙中山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中又进一步强调这种赶超思想，“中华民国之势亦可以蒸蒸日上，凌驾欧美而上之。”

1918至1919年间，孙中山制定了《建国方略》，其目的就在于“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偿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到了晚年，孙中山的赶超之志越发强烈。

1923年，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告诉广大民众，“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可以说赶超西方是孙中山“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内容。

孙中山的赶超西方不是几句响亮的口号，它有一套完备和系统的设想。首先，他曾多次阐述了赶超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时间。孙中山始终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文章或者演说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同时，孙中山也规定了赶超西方、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头一等强国”的期限。后来，他又提出过20年赶超西方、“把中国变成世界上头一等强国”的设想。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这种10年、20年把中国变成世界“头一等强国”思想的提出，不是源于夜郎自大、头脑发热，而有充分的根据。首先，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其次，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径直将欧美这些先进国家中最先进的东西学习过来，从而减少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再次，与中国同文同种、同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赶超西方的成功，更增加了孙中山的信心。最后，历史在客观上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孙中山在赶超西方的战略上有明确的目标以及时间期限。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赶超呢？首先，振兴实业。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振兴实业是实现赶超最重要的步骤。只有振兴实业，加速经济的发展，才能实现赶超欧美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发展教育。中国要改变自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兴办学校，“以培育人才为急务”。孙中山认识到，教育的发展是本国科技、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所以赶超西方必须建立世界第一等教育，尊重知识人才。再次，国防建设。自他出生以来，先后经历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华战争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预，孙中山对国防建设之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维护国家安全，抵御外来侵略，从而为赶超西方、实现“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梦提供必要的和平环境。

最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的赶超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因为他认识到，中国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实现全方位的赶超，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实现“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梦。所以，除了振兴实业、发展教育、重视国防外，他尤其重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赶超西方。

在政治上，一方面他提出了民权主义，主张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有它的弊端和缺陷。孙中山于是在继承资产阶级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五权分立思想。在社会上，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先即先进矣”，但“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因为他在考察西方社会时发现，由于机器的使用，西方国家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于是他提出了“民生主义”主张。民生主义内容，在清末是“平均地权”，在民初又加上了“节制资本”。

在孙中山提出赶超西方、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头一等强国”思想之前，魏源、冯桂芬等人虽然也曾表达过赶超西方的意愿或想法，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就中国为什么能赶超西方和如何赶超西方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论述，真正从理论上论述中国为什么能赶超西方和如何赶超西方等问题的是孙中山。孙中山赶超西方思想的提出，为中华民族确立了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从此，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成了中华儿女的不懈追求。

民族精神：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民族精神”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德国。当时，由于法兰西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德国知识分子感觉到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尊受到外来文化的严重挑战，为了捍卫民族尊严，他们于是大力提倡德意志文化，并提出了“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他们认为，Volksgeist指的是一个民族的禀赋，它伴随着民族与生俱来，每一民族自身的文化、特性、气质即是Volksgeist的体现。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质，这些特质由民族精神所决定，并且反映在以语言、文学、艺术、风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上。

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中国最早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文章，是1904年发表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第7、8期上的《民族精神论》一文。但在清末民初，“民族精神”一词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人们更多的是受明治维新日本的影响，用“国魂”“国粹”“国性”“立国精神”等来表达“民族精神”的含义。中国知识界比较多的使用“民族精神”一词是在五四时期。

五四时期，真正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重要意义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1924年初，亦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孙中山应邀到广州国立师范学校礼堂作“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他在演讲“民族主义”时指出，中国之所以从世界独强而成为了次殖民地，究其原因，就在于“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所以，“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重新成为世界“头一等强国”，从而实现“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梦，“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

那么，什么是“民族精神”呢？孙中山认为，“民族精神”主要体现为“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三个方面。首先，就“固有的道德”而言，他指出，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次是和平”。其次，从“固有的知识”来看，他指出，所谓“固有的知识”，也就是“人生对国家的观念”，具体来说，“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段话”。再次，来看“固有的能力”，他指出，现在西方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而中国与西方比较要落后得多，因此，“中国人现在的能力当然不及外国人”。但在古代，在几千年之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人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

孙中山认为，“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对中华民族当时所处的亡国灭种的危险地位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早已不是人们心目中所羡慕的“天朝上国”、世界上“头一等强国”，而成了被多个资本主义列强所共管的次殖民地；第二个条件，是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要充分利用中国“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普遍发达优势，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成一个大的“国族团体”，这也就是“大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

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头一等强国”，就必须大力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同时，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要善于“去学欧美之所长”，为我所用，“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孙中山还提出，学习外国有两种方法：一是“向后跟着他学”，二是“迎头赶上去”。我们学习“欧美之长”，要采取的当然是第二种方法，即“迎头赶上去”。

孙中山提出了我们要“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必先“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思想，尤其是他对什么是民族精神、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对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复兴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或思潮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