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伯礼 整理/实习生 韩毅

距离我成为一名中医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了。

在这之间，我一直从事临床、科研、教学的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心脑血管疾病和中医药现代化。我曾担任中医治疗非典的总指挥，也在去年参加了中央指导组赴武汉的抗疫工作。今年1月份，我又参加了石家庄关于农村的疫情防控以及恢复期病人的康复治疗工作。

去年，我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获得了“人民英雄”荣誉称号。许多人称我们为“抗疫英雄”，而在我的理解中，我只是代表广大医务工作者受到这个表彰，全国人民才是英雄。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宗旨，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自己也深受教育。在武汉疫情最危急的时刻，我们收到的指示就是——“千方百计救活每一个人”，无论老人还是儿童。今年1月份，石家庄小果庄村集体感染，其中很多确诊的是孩子，最小的才几个月大，还需要喂奶。在隔离中，孩子因为离开了熟悉的环境经常哭闹，我们的几个护士就像妈妈一样轮流抱着他在楼道里走来走去，定期给他喂牛奶。就这样一直悉心照料，直到隔离解除。

从微观上来讲，我是一名医生，看好病，为每一个病人服好务，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经常有人问我看病的体会，我想，作为好医生，主要一点就是要换位思考，你和病人换个位，假设我是患者的话，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护，我希望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就可以了。第二，一定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管是做检查还是开药，是不是把病人的利益最大化。还有一点，因为病人了解的医学知识不如我们多，所以我们还要为病人担当，这个手术该不该做，检查该不该做，药该怎么吃，应该给病人解释清楚，帮助病人下定决心怎么办。

我去武汉的时候是一个人去的，两手空空。虽然脑子里面装着很多2003年抗击非典时具体的救治经验，但是对一个新发传染病，心里还是没底。我们都说中医是讲究辨证论治的，非常关注临床的表现。当我真正看了一批病人后，发现这次证候特征是湿毒疫，心里就有底了，在治疗的时候也主要围绕湿毒这块处方用药。

在早期隔离的阶段，普遍服用中药为控制疫情的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病人和未感染的人都混杂在一起，造成很严重的交叉感染。中央指导组决策严格大排查、严格隔离，把四类人彻底隔离开。但是如果隔离又不给药则既延误病情，又会增加病人恐慌。而当时的病人有几万名，不可能一下都辨证论治，面对同一个病毒，相似的临床表现，我提出“中药漫灌”的通治方来治疗。在湖北企业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制作了大批药品，并配送到具体的方舱、定点医院和隔离点，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还很好地控制了“轻转重”。没有转重的病人，就意味着没有死亡。在实际治疗中，西医的循环支持、呼吸支持至关重要，在有些关键的环节，比如肺的呼吸弥散功能受影响，血氧饱和度上不去，病人感到喘憋，这时在使用呼吸机后，再加上一些中药，就很好地解决了问题。当时我们进驻的江夏方舱医院，564位患者，没有一个转重的，出舱以后也没有一个复阳的。要知道，一个重症病人要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而一个轻症病人花不到一万块钱。所以我们说，转重率控制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一招。

通过这次抗疫，更多人坚定地相信了中医药，甚至爱上了中医药，让身为中医医生的我们倍感欣慰。同时，拿出高级别的循证证据，回答中医药为什么能治病，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目前，我们已经揭示了中医药为什么能治疗新冠肺炎，其主要是靠调节免疫功能，让免疫适度活化而不过度活化。同时，中医药也有一定的抑杀冠状病毒、阻止病毒复制的作用，对已经损伤的脏器也能起到保护作用，是一个多靶点综合调节的作用。

这说明了我们坚持走中医药现代化道路，就是要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古老的中医药，它的理念不落后，落后在技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守正创新发展中医药，就是要传承好的经验，还要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以推动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造福于中国人民、惠及世界。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也是我作为医生一直以来的愿望。

（张伯礼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