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 谢晓晨
一百年前爆发的武昌起义造就了首义元勋黎元洪，使他与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间的交往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友谊日渐加深。
早年黎元洪与孙中山的人生道路虽不尽相同，但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他逐渐受到了其革命思想的影响。这在黎元洪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民国创立后，孙黎二人虽时常处于不同境遇，却都极力维护武昌首义的革命成果。捍卫共和是二人共同的心愿，而他们在民国建设事业上的广泛交流和不懈努力，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国家的富强、国民的幸福。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 最具说服力的演说家”
孙中山和黎元洪在19世纪末就曾结缘。
早在1893年，黎元洪与孙中山就因缘际会相识于广州。这一年9月，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黎元洪已在“广甲”舰上充任管轮之职，并随“广甲”舰远航。当舰船巡行到广州的时候，正值孙中山由澳门到广州，开设东西药局。他一面行医——“医人”，一面探索救国的道路——“医国”。因为孙中山与粤洋海军军官程奎光、程璧光（“广甲”舰帮带）是广东香山的同乡，所以他们经常在广州圣教书楼后的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的南园抗风轩等处聚谈时政。
孙黎二人的初次见面缘于黎元洪为“广甲”舰上的患病兄弟向孙中山求医治病。当时黎元洪的把兄弟仇思在舰上患了重病，军医束手无策。在他人的建议下，黎元洪上岸去请善用中西医方法治病的孙中山出诊。孙中山听说有水兵高烧不退，急忙随黎元洪赶往“广甲”号治病救人。
治完病之后，孙中山提出希望借此机会参观“广甲”这艘新铁甲炮塔舰。为了答谢孙中山医治了把兄弟的病，黎元洪亲自领他参观舰艇，并在参观时，向孙中山详细介绍了舰艇的构造、性能及其与世界上先进战船存在的差别等。
“医人”与“医国”并重的孙中山有意识地在海军官兵中宣传自己挽救民族危机的主张，并不失时机地表达了对民族危亡、国势疲弱的忧虑，黎元洪亲耳聆听到了蕴含民族革命意涵的宣传。黎元洪虽然对孙中山的思想主张还比较陌生，但毕业于新式海军学堂且素日也怀有兼济天下之志的他早已感觉到积贫积弱的国家亟待拯救。孙中山绝佳的口才给黎元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黎元洪还曾对别人提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具说服力的演说家。”
这一细节足见孙中山在行医之际兼顾革命宣传，“医人”的同时不忘“医国”。此次广甲之会，或可视为孙中山对新军进行革命宣传的缩影。这时的孙中山与黎元洪，一个在革命路上奔走，一个致力于以新法练兵，虽处于不同的人生道路，却都怀揣着救国的理想。而这也为二人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深入交往、达成共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尤钦佩公之艰苦卓绝”
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誓词中，孙中山明确表示要“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
孙中山当选之后，黎元洪马上致电表示祝贺。在电文中，黎元洪称赞孙中山“识高千古，虑周全球，挽末世之颓风，复唐虞之盛治，使海内重睹汉官威仪，不独四万万同胞之福，即东西各国莫不景仰高风”。作为武昌首义元勋，黎元洪对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拥护，有利于确立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孙中山在给黎元洪的电报中对黎元洪首义元勋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指出：“武昌义举，四海云从，列国舆论歌颂民军无微不至，而尤钦佩公之艰苦卓绝。文于中国革命虽奔走有年，而此次实行并无寸力，谬蒙各省代表举为总统，且感且愧！惟有勉为其难，以副公之盛意。”孙中山还嘱咐黎元洪：“武汉为全国之枢纽，公之责任维艰，伏为珍重。”
受到孙中山赞誉后，黎元洪并不以首义元勋居功自傲，反而盛赞孙中山“首倡大义，奔走呼号二十年如一日，薄海内外莫不钦仰高风，濡沐仁化”。此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武汉独当敌冲，任大责重，深惧弗胜，惟有夙夜孳孳，万不敢稍恃和议致懈枕戈。”
在1912年1月3日举行的副总统选举中，黎元洪成功当选。孙中山特意发来贺电，不仅向黎元洪表示祝贺，而且为国家前途有望庆幸：“今日参议院选举副总统，经全数投票举我公充任，共庆得人，谨为民国前途贺。”
在此期间，孙黎二人频繁通函，密切交流，共商建国的大政方针，关系颇为融洽。在禁烟问题上，二人也曾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并达成共识。近代中国深受鸦片毒害，武昌首义之后，由于革命政权尚未巩固，禁烟一事尚无暇顾及。到1912年初，孙中山在给禁烟义士丁义华的回信中表示：“此时戎马倥偬，对于禁烟一事，不免松懈，至为遗憾。一俟大局稍定，即当尽全力划除此不良之毒物。”对于禁烟之事，黎元洪亦是极力推动。他在1912年2月初致电孙中山，建议向英国交涉时明确表示实行“洋药官卖”，以此来制止烟毒的泛滥。虽然孙中山认为专卖并非禁烟的良法，但是黎元洪的建议也促使他进一步坚定了禁烟的决心，通过法律手段制止烟害继续蔓延。同年3月2日，孙中山颁布了禁烟令：
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其有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
由此可见，黎元洪、孙中山在建立民国、铲除公害等方面有过很多交流，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不要辜负 中山先生的告诫”
南北议和之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由袁世凯继任，黎元洪重新当选副总统。孙中山卸任后，暂居沪上。
孙中山本欲南下广东，但接到了黎元洪的热情邀请，于是决定访问武汉。其实，其他诸省也有邀请孙中山前往访问之意，而孙中山以武汉为首访之地，无疑显示出对黎元洪以及武昌军民的重视。
1912年4月9日，孙中山偕同儿子孙科，女儿孙瑗、孙琬以及胡汉民、汪精卫、宋子文一行乘座舰抵达武汉。黎元洪率领众人在都督府门前，脱帽相候，伫立良久。孙中山的车队到达后，黎元洪急忙上前亲自扶孙中山下车，二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并在众人簇拥之下，步入都督府大厅。
当晚，黎元洪为孙中山一行举行欢迎宴会。席间，黎元洪热情致辞，欢迎孙中山来访。他赞誉孙中山“功比尧舜”“决非当今俊杰所及”。孙中山也赞黎元洪为中华民国首义的“第一伟人”。孙中山说：“此次解职游鄂，慰劳首义同志军民，勖勉精诚团结，共同建设新中国。”席间，孙黎二人还就武昌起义伤残将士的安置和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武汉的重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次日，湖北军政界代表为孙中山举行欢迎会。黎元洪主持了此次盛会，孙中山发表了长篇演讲《共和与自由之真谛》。孙中山说，此次革命是为了造福国民，军人与官吏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人们对于共和与自由误解甚多，共和与自由非为少数军人与官吏说法，而是为全体人民说法，所以军人与官吏都不能借共和与自由之名义破坏纪律，而应该服从纪律，做人民的公仆。孙中山向湖北军政各界代表灌输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即为民服务的思想。他希望民国的军人与官员都能为广大国民谋利，而不是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制造动乱。孙中山还强调，此次辞去总统一职，一为速享作为普通国民之自由，一为致力于社会事业，成为人民事业的发起者。孙中山的演讲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接着，黎元洪发表演讲：“湖北首义，如果各省不及时响应，武汉孤城，很难坚守，革命大局不堪设想！而全国各省之所以闻风响应，是由于深受中山先生多年奔走呼号秘密运动的影响。”他还提出：“目前社会流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我和在座的同志，都要提高警惕，互相勉励，谨防违背革命宗旨，加强团结，遵守纪律，不谋私利。不要辜负中山先生的告诫。”这番话，不仅显示了黎元洪对自己革命者身份的认同，也表达了尊崇孙中山、维护革命党的政治态度。
首义成功，是诸位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此次孙中山访问武汉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即是凭吊武昌首义英烈之忠魂。第三天，孙中山在黎元洪等人的陪同下前往龟山南麓烈士墓祭奠。当时清明节刚过，孙中山和黎元洪亲自培土、献花，共同悼念为缔造共和而捐躯的首义烈士。
为凝聚革命阵营的向心力，勉励众人精诚团结，孙中山还接见了武汉同盟会支部的会员。孙中山在演说中，特别强调民国成立后要重视民生问题。
此外，孙中山还就武汉的建设等议题向黎元洪提出若干建议，包括迅速修复、扩充汉阳兵工厂，提倡女学，创设鄂州方言学堂等。不仅如此，孙中山更明确表示自己将访海外华侨富商，为武汉的建设、发展募捐，并叮嘱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的次女孙琬帮助湖北办学。对于孙中山的建议，黎元洪非常感谢，一一接纳。
武汉之行令孙中山感触颇深，不禁慨叹道：“慰百战之辛劳，某建设之端绪，诚知非数日间所能竣事。”令他感到庆幸的是，在短短数日间“得承黎副总统之大教”，且与鄂中父老昆弟相聚一堂，“其不尽之情，留待他日重来再为详叙”。
黎元洪邀请孙中山访问武汉，不仅使自己在湖北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也有助于孙中山在首义之地的军民中开展宣传，扩大了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力。
“回溯革命之首功， 惟中山独坚持到底”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9日，即黎元洪就职总统后第三天，孙中山特发来贺电。在电报中，孙中山态度诚恳地表示：“公以首义元勋，夙系人望。民国始创，文惭薄德，与公追随。今闻于阳日依法就职，良为国庆。”对黎元洪领导民国建设事业，他寄予厚望：“中邦专制，历数千年，共和方新，忽被摧挫，去乱图治，愿力反前人所为……尤企公本高尚之旨趣，宏大之规模，勇毅之精神，精密之条理，与国民从事建设，天下幸甚。”
在接到孙中山的来电后，黎元洪立即复电表示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为表示对革命元勋的重视，也为了建设共和，黎元洪还提出要聘请孙中山、黄兴为高等顾问。对此“高等顾问隆号”，孙中山谦虚地表示自己“实不敢当”，但十分愿意参与各项事业：“文虽术惭匡济，志匪隐沦，况在艰屯之秋，实有风雨同忧之谊；岂建设之方始，而刍荛之不供？但使国家有事，谋及庶人，文必竭其愚虑，以裨高深。”
此后，孙黎二人通过电报密切磋商，就“举国所共企盼”的切要之事展开深入讨论。诸如在土货出口、厘金税率、币制改革等方面，孙中山从利国利民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不久以后，孙中山还派胡汉民、廖仲恺到北京面见黎元洪，详陈具体意见。为此，孙中山专门致电黎元洪，称胡汉民、廖仲恺“二君于文念年故友，无论何事，均可代表文意，愿于暇日曲赐垂询，俾尽所欲言，如文亲谒。”孙黎二人通过各种方式广泛交流意见，足见其建设国家、富裕民众的心情十分迫切。
然而，黎元洪此次虽登上总统之位，实权却在北洋系段祺瑞等人手中，最后只能避居天津。得知黎元洪抵达天津后，孙中山立即发来电报，称“知已出虎口，悲喜交集。文前往上海，曾与海军总长商遣军舰至秦皇岛奉迎，未获如愿，私心耿耿”，对黎元洪处境极为关切的孙中山还想邀请黎元洪南下，称“西南士民望公如岁，乞早日莅临，以振方新之气，而慰来苏之望。存亡绝续，间不容发，不胜瞻企之至”。段祺瑞在得知南方军政府有迎黎元洪南下的意图后，很不放心，遂于9月中旬派人到天津迎黎赴北京。黎元洪不得不再次申明自己不问政治，绝不离津、亦不返京的态度。
1922年，直系在相继战胜皖、奉两系之后，开始操纵北京政府。直系的两大首领曹锟、吴佩孚为了赶走总统徐世昌，为日后曹锟登上总统宝座做铺垫，提出了“法统重光”。“法统重光”之策的核心是重新拥戴黎元洪复职为大总统，恢复张勋复辟期间解散的国会。
如若再次出任总统，黎元洪希望能够多做利国利民之事。为了切实建设好民国，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作为出任总统的前提条件。在他看来，民国自创立以来深受军阀混战之苦，国家也因此不能稳定发展。废督裁兵，实为捍卫共和、建设民国的必由之路。1922年6月6日，黎元洪发表通电，列举督军制的五大祸害，并呼吁“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刻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救国者众人之责，非一人之力也，元洪颓然一翁，何所希恋，但愿早见统一，死无所恨”。同日，孙中山发表了《工兵计划宣言》，表达了同样的“废督裁兵”之意。虽然在废督裁兵问题上，孙黎二人所主张的具体解决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却反映了屡受军阀排挤的他们对于军阀祸国殃民的本质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军阀们虽表面拥护黎元洪提出的“废督裁兵”，实则极力抵制。不仅“废督裁兵”无法实施，就连黎元洪也于一年之后，再次被直系势力逼到天津。
对于黎元洪的复出，孙中山并不看好，但是黎元洪对于孙的尊崇之意却丝毫未减，统一事业不曾停顿。出任总统后不久，黎元洪就曾对人提及：“数十年来，彼(孙中山)始终以革命救国、拥护民治相号召，回溯革命之首功，惟中山独坚持到底，我甚愿南北各军区首领，一致对孙中山调和，则统一未尝不可早日告成。”黎元洪第二次从总统之位下野之后，陷入众叛亲离的窘境。孙中山在广州派汪精卫持其亲笔信前往，邀请黎元洪去广州。黎元洪在万分感激之余，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盛情邀请。
此后，黎元洪寓居津门，远离政治，正如当年孙中山所言，退为人民，而享完全之自由。黎元洪因为赞同孙中山制定的《建国方略》，认为实业救国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所以，远离政坛后，黎元洪转而致力于孙中山所倡导的社会事业，将自己建设民国的热情与理想转向兴办实业。
黎元洪虽然退出政坛，但始终关注孙中山的行踪。1924年末，为迅速实现全国统一、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北上，途过天津，住在张园。黎元洪得知消息后，曾多次赴张园探望孙中山。在一次探访中，黎元洪得知孙中山身患胃病，还特别推荐白矾鱼粥适合养胃病。之后孙中山照此方烹饪，服用之后略见效果。
孙中山在津暂住之时，原本计划亲自到黎元洪的府上拜访，但因病未能成行。12月5日上午，宋庆龄代表孙中山，与孙科、汪精卫等人赴英租界黎宅拜访了黎元洪，并与来到黎宅的各界人士会谈。黎家热情款待孙夫人一行，宾主共进午餐，相谈甚欢。12月6日，孙夫人又应黎元洪之邀偕同汪精卫、陈璧君、孙科等人赴黎宅会面。黎元洪非常关心孙中山的身体健康状况，孙夫人据实告之，同时表示：孙中山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仍需调养，不能亲至黎宅，深表歉意。
同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之后，黎元洪也曾多次派人探望。1925年2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所以1924年末孙黎二人的津门重逢竟成了永别。
黎元洪获悉孙中山去世的消息后，悲痛异常，在天津亲设灵堂主祭孙中山。在祭孙中山文中，黎元洪表达了对这位曾与之相逢于共和道路的革命伟人的尊崇之意，同时也寄托了对友人的无限哀思：“何期小疾，遽入膏肓。昊天不吊，国瘁人亡。昔定中原，左提右挈。今隔重泉，生离死别。榱崩栋折，危厦谁支。为国哭公，匪以其私。”字里行间充满了悼念孙中山逝世的沉痛心情，实乃二人之间深厚情谊的流露。
4年之后，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津门。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