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昌勇

90年前，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全国性政权诞生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和今天有什么关联呢？让我们走进历史，从真实的故事中去认识、去感悟。

十月革命纪念节成立

“苏维埃”一词是从俄文音译过来的，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宣告建立苏维埃政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国民党合作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在全国先后组织和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开辟了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并建立红色政权（一般称苏维埃政府）。各地的红色政权如星星之火，到1930年，已发展到十余省的300多个县，其中比较大的有赣西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赣东北苏区等。于是，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被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决议，在1930年11月7日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会后不久，成立了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但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一苏大会的召开时间经过了四次延期。第一次延期至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第二次延期至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第三次延期至1931年8月1日南昌起义纪念日，第四次延期至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节。

1931年11月7日，位于赣南苏区中心的瑞金县叶坪村一派节日气氛。叶坪村的谢氏宗祠，被布置成会场。主席台正面墙上贴着马克思、列宁画像，上方悬挂红五星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大横幅，两侧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下联是：“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前，写着“工农炮垒”“民主专政”两行大字。当天下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来自各苏区、红军部队，以及国统区工会的代表610多人出席大会。大会推举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37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随后由主席团执行主席项英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整个开幕式隆重、简短、热烈。

为庆祝一苏大会隆重召开。当天早晨，在祠堂后面的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阅兵式。当天晚上，叶坪村和瑞金城同时举行提灯晚会，欢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会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

为预防敌机空袭，会前对谢氏宗祠和阅兵检阅台作了伪装，在会场外的一棵古樟树下挖了防空洞，还在长汀城郊搭建了一个一苏大会的假会场，以迷惑敌机。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记载：“苏大会开幕之日，有十余机轰炸长汀瑞金，投弹百余枚，烧屋百余栋，死伤数十人，但大会无恙。”

11月9日，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所作的政治报告。12日至18日，先后听取项英、张鼎丞、王稼祥、邓广仁所作的报告。19日，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20日，大会胜利闭幕。大会结束后，瑞金改名为“瑞京”，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

“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

一苏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红色中华通讯社向世界宣布：“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叶坪村外的一片樟树林里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主席”的这个称谓，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分为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干的中央政府”

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人民委员会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人民委员（也称“部”），同时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后又被称为“九部一局”。

一苏大会结束后，谢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个小间，除教育部和政治保卫局外，中央政府的8个部全在这里办公。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内设一部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每个部连部长在内仅几个工作人员。一个小小的祠堂，装下了差不多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

1934年1月召开二苏大会后，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增设了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些国家机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国家机构的雏形。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重地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中，许多青壮年男子大批地参加红军上前线，农村劳动力缺乏。为拓展劳动力资源，苏维埃政府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劳动。各乡苏维埃政府之下都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插秧。据《红色中华》1934年5月报道：“瑞金模范的武阳区，去冬只有两个妇女会犁耙，现在就有一百零四名会犁耙了，还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学习。”在1934年春召开苏区妇女劳动模范大会期间，代表中的犁耙能手还应邀到瑞金武阳区做示范表演，毛泽东到现场观摩指导，并给她们颁发绣有“学犁耙能手”字样的围裙和印有“妇女劳动模范”字样的斗笠。

苏维埃政府，规定对苏区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为满足小孩子上学的需要，苏区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或劳动小学）。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中的报告中列举说，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在校学生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

苏维埃政府除推动分田运动外，还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文化事业等等。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自带干粮去办公，腰缠金条去乞讨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在赣南地区传唱的山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由衷赞叹。

1933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苏维埃政府发起了“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以身作则，带头响应节省运动，从家中带米去食堂吃饭，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妻子埋怨他，身为省苏维埃主席，居然连口饭都赚不到吃。他回答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的，此外别无所求。刘启耀自带伙食办公的事迹被《红色中华》报道后被广为传诵，影响带动了一大批苏区干部。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启耀领导游击队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一次血战突围时，他负伤昏迷，不省人事，与部队失散。他苏醒后，在原来藏身的山洞取出由他保管的一包金条。他隐蔽乡间，乞讨数年，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组织继续干革命，不动用分毫党的经费。直到1937年重新恢复建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时，他才将这包金条完好地拿出来交给组织。

粤赣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钟先灿，负责掌管粮食，然而自己一日两餐稀饭，宁愿饿晕倒了，也要把每一粒粮食留给前方的战士。像这样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特别是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推行所谓“计口售盐”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苏区的食盐短缺非常严重。苏维埃政府想尽办法购进食盐，用土法熬制硝盐等，但食盐短缺现象依然存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苏区干部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

在湘鄂西苏区，有一次，炊事员弄到一块盐巴，专门为贺龙炒了碗有盐的辣椒。贺龙尝了一口，发现有盐，立即把这碗辣椒倒进了大锅。炊事员上前劝阻，贺龙笑着说:“红军嘛，官兵一样，有盐同咸嘛。”

闽浙赣省财政部部长张其德，手握全省食盐分配大权，却守着盐堆喝清汤、吃淡菜。有一回，他的孩子实在受不了了，以为父亲忘了放盐，就自己去取，被张其德厉声喝止：“不是我忘了放盐而是压根就没放。这些白花花的盐巴来之不易，它是苏区军民的血汗结晶，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决不能以权谋私，动用公家一粒盐！”

“腐败不清除， 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工农检察部，作为反腐的专门机构。何叔衡担任第一任部长。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一个控告箱。木质箱体的顶部、正面、左侧、右侧都用毛笔写满了举报规则，字迹清晰可见。其中一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

这个来自江西瑞金高兴区苏维埃政府，由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作的控告箱，是苏维埃政府厉行反腐的一个缩影。

1932年初，中央苏区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很快发现，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谢步升被执行死刑，成为我们党反腐败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法令。

此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又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会计科长唐达仁等系列贪污案、“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贪污案、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贪污案等一系列腐败案件，深得民心。

1934年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次大会后，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由阮啸仙任主任。相关审计结果在《红色中华》上公布，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曾发布一份审计报告，得出结论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个结论，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

苏区精神的延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同时，培养造就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军事人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区域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方志敏于1935年在国民党狱中写的《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文稿中指出：“开头，苏维埃三个字，有许多人不懂得，现在，苏区内的儿童团，都懂得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机关被迫“大转移”，跟随长征队伍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宣告成立。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延续近六年的苏维埃体制宣告结束。这种体制的顺利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毫无为自己一党一阶级谋私利之心，而完全是为全中国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奋斗的。

苏维埃政权虽已成为历史，但是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却一直延续和传承下来，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得以发扬光大。

（本文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