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李梅

主讲人简介：

李梅，全国政协委员、京昆室成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一级演员。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秦腔“四大名旦”之首。曾获第九、十三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第十三、二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十五、二十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第二十九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组委会特别奖等。主工正、小旦，谙熟秦腔、眉户、碗碗腔，人称“三门抱”。从艺40多年来，先后在《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留下真情》《苏若兰》《再续红梅缘》《杨贵妃》《项链》《骄杨之恋》以及秦腔电影《寒窑记》等剧中担任领衔主演。

编者的话：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戏曲就是其中之一。秦腔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优秀剧种之一，它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已流行千年，是三秦儿女守望的精神家园，是弘扬三秦文化的重要载体。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素有“秦腔高等学府”之美誉，是陕西地方戏曲的桥头堡，在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这是李梅委员近期在全国政协京昆室举办的“戏曲艺术系列讲座”上的演讲，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大秦正声”——秦腔

秦腔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戏曲艺术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艺术精湛，传播面广，影响深远。

对于秦腔的源流，常见的说法有：源于秦汉说，形成于唐代说、形成于金元说、形成于明代说。然而，秦腔产生形成的具体年代，现已难考知。“秦腔”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抄本《钵中莲》传奇第十四出曾用“西秦腔二犯”唱调。明代末年，秦中周至谭家寨已有张家班（明正德十六年，即1521年）等班社在民间演出，可见，明代已经出现了专业的秦腔戏班，秦腔也于明代盛行。

从地域上讲，秦腔源于陕甘（古秦地）一带，生长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是西北五省区最风靡、最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地方剧种。

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各界名流，陕西人对秦腔情有独钟，秦腔流淌在秦人血脉中，是秦人的DNA。

陈忠实先生在《我的秦腔记忆》中这样讲到：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儿。这腔儿无疑最适合秦人的襟怀展示。黄土在，秦人在，这腔儿便不会息声。

贾平凹先生在《秦腔》中这样描绘：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越、黄梅、二簧、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曰：秦腔也。

还有一首广为流传的陕西民谣，这样唱道：“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吃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调辣子嘟嘟囔囔。”

从这些名人、民谣对秦腔的描述中，可以大致感受到秦腔的特点。秦腔素有“大秦正声”的美誉，它粗犷豪放，慷慨激昂，雄浑悲壮，擅长演正剧、悲剧，秦腔上演的剧目数以万计，题材涉猎极其广泛，内容异常丰富，特别是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传统经典剧目为一代代秦腔观众所称道。流传至今的经典剧目有《铡美案》《周仁回府》《赵氏孤儿》《王宝钏》等。

秦腔是秦地上秦人生生不息的命运之声。西北的地貌风俗、西北人的性格特征决定了秦腔的特性。西北的黄土有多厚，秦腔的根就有多深。

秦腔还是我国梆子声腔的鼻祖。所谓梆子腔，就是以板腔体为结构，兼以枣木梆子击打节奏而得名，像秦腔、豫剧、山西梆子、山东梆子、河北梆子等都属于梆子腔剧种系统。2006年5月，秦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提到秦腔，人们可能都会想到“吼”。这是因为秦腔属于农耕文化，起源于露天舞台。秦腔在黄河两岸刚诞生时，演出场所在民间，那时候没有剧院，只是草草搭成的舞台，观众则站着露天看。唱戏的时候要招徕观众，演员就要压住台下的叫卖声、说话声，唱的声音就必须得大，嗓门尽量拔高，于是就有了“吼”的特点。

但秦腔不全是“吼”，秦腔的小生、老生、小旦、正旦等角色行当，有许多唱腔委婉缠绵而又清丽。秦腔抒发的是秦人的广阔胸怀，用高亢激昂的腔调“吼”出来，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精神表达，豪迈、奔放，如黄河奔腾千里，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如陕甘人直来直去的性子，所以只有秦腔，才可以把陕甘人的精气神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也是陕甘老百姓喜爱秦腔的原因。

秦腔的声腔有两类，一类是苦音，一类是欢音，这两种唱腔是秦腔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最大特点之一。苦音唱腔高亢、激昂、浑厚、深沉，主要表现剧中人物的悲痛、凄怆、伤感等情节；而欢音腔则是欢快、明朗，主要表现剧中人物的欢乐、喜悦、热烈、高兴等情感。纵观秦腔戏里的唱段唱腔，可以说大部分都是苦音腔唱段。

秦腔的表演总体风格是朴实、粗犷、细腻、深刻，以情动人，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技巧丰富。与其他民族戏曲一样，秦腔也是生、旦、净、丑行当分明，唱腔与表演并重。

一门“热气腾腾”的艺术

清乾隆年间，秦腔艺人魏长生先后3次进京演出，轰动京城，秦腔在京城扎了根，很快，京城“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而已”。很多唱京腔及其他杂腔的演员也纷纷改唱秦腔，北京城中形成了秦腔一枝独秀的局面。

雅部昆曲由于过于文人化、贵族化，已经到了看戏时需要翻阅剧本才能弄懂戏文的地步，普通观众“听戏”如听“天书”。而以京腔、秦腔为代表的花部则家长里短，通俗易懂，“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他们创作的那些贴近生活、贴近观众的地方戏剧以其朴质真淳、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大量观众，宣告了中国戏曲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12年，易俗社创立，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由李桐轩、孙仁玉先生创立于西安，因以“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办社宗旨，故名为“易俗社”。易俗社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由知识分子创立的一个进步社团。它将文化教育、戏曲训练、演出实践结合起来，培养了大批戏曲人才，创作和演出了许多优秀剧目，对戏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建立起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在进行革命战争的同时，毛主席也在思考着另一个战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战场。秦腔，这个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传统地方戏曲形式，便率先进入了他的视野。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戏曲专场晚会，演出了秦腔《五典坡》《二进宫》等剧目，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应邀出席观看。人山人海的呼应声，此起彼伏的喝彩声，使得毛主席备受感动。他当即便对坐在身边的工会负责人说：“你看，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工会负责人指了指坐在他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的老柯，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毛主席当即转身问：“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连连回答：“应该，应该。”毛主席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毛主席的这次指示，就是要求对中国的传统戏曲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革命文艺的组成部分，从而最终建立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崭新的民族戏曲艺术。

两个多月后，1938年7月，在毛主席的倡议下，柯仲平、马健翎等人在延安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即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前身）。毛主席之所以要求组建这个团，就是考虑到当时延安的实际，希望以地方戏的形式发动群众，投身抗日，直到解放战争，剧团先后演出近3000场，观众数以千万计。毛主席曾表扬说：“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

最重要的是，秦腔在这个阶段，还开拓了现实题材的创作实践活动，民族戏曲现代戏在延安应运而生。以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为代表的民众剧团的戏剧家们，第一次用时装表现当下生活，创作演出了《穷人恨》《中国魂》《血泪仇》《十二把镰刀》等作品。由此，中国戏曲现代戏孕育而生，并在随后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壮大。

特别是《中国魂》这个剧目，是毛主席看完后亲自改的剧名。当时，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以柯仲平、马健翎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在延安进行了民族戏曲现代戏的全面开拓实践。很快，马健翎便创作出了抗日题材的方言话剧《国魂》。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试演时，毛主席亲自前来观看。剧场内热烈激昂的观众情绪深深感染了他。演出后，毛主席接见剧组时对马健翎说：“你这个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同时他表示，秦腔作为地方戏曲，具有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听了毛主席的指示，马健翎很快便将《国魂》改成了秦腔。再次演出时，毛主席又来观看了一次。他不仅跟当地观众一起鼓掌、叫好，而且在演出后还特意给柯仲平写了一封信，并对戏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应该把戏的名字由《国魂》改为《中国魂》”。从此，马健翎的这部名作，便改名为《中国魂》。

《中国魂》以地方戏曲——秦腔的艺术样式，精彩诠释了戏曲“现代戏”这一全新概念，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在秦腔《中国魂》创演之前，也有所谓的“现代戏”——即穿着传统戏服，化着“老戏”妆，说着古典韵白，套用现实生活的“时新戏”。这类“时新戏”在人物语言、服饰、道具、妆扮等方面都依然遵循旧例，而且始终延续着“上场对子下场诗”的传统戏曲表演模式。秦腔《中国魂》一改这种表演模式，用民族戏曲之“旧瓶”，装入“滚烫”的现实生活之“新酒”，从而使民族戏曲现代戏的全新样态初步显现。

如今，秦腔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秦川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西安正以国际化的大都市，以开放、包容、活力的姿态展示着国家中心城市的魅力。环境生态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有两样东西依然没有改变，一是爱秦腔没变；二是吃粘面调辣子没变。

秦腔在西北五省区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每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都有几百场的下乡演出任务，基层群众非常欢迎，每次演出的现场都是人山人海。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2007年10月开始，在院剧场开展了“西安天天有秦腔”活动，到现在已坚持了14年，成为陕西演出市场的一张响亮名片。目前，该活动已累计演出近4000场，观众累计近20万人；为农民工免费赠票10余万张，为满足群众公共文化服务作出了应有贡献。

作为一名秦腔人，我始终感到秦腔是一门热气腾腾的艺术，它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打造“秦腔高等学府”

从民众剧团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个被誉为“秦腔高等学府”“现代戏旗舰”之一的具有光荣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戏曲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作演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秦腔剧目。

第一阶段：1938年至1949年以前：从“旧瓶装新酒”中蜕变衍生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现代戏创作实践时期，主要是1938年至1948年。在延安这十年间，以马健翎为首的民众剧团共创作了《查路条》《血泪仇》《大家喜欢》《中国魂》《穷人恨》等20余部“红透”陕甘宁的优秀作品，以贴近现实的内容题材、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饱满的战斗热情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对于宣传革命、号召抗日起到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民众剧团从1938年7月创办开始，坚持服务于革命抗战，走遍边区190多个市镇乡村，演出多达1500场，观众260余万人次。更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民众剧团在坚持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思想指导下，1939年2月组织了第一次巡回演出，被称为“小长征”。全团30多个演职人员全部出动，在团长柯仲平的领导下，从延安出发，途经延长、延川、安定、张家畔、盐池、靖边、志丹、高桥等30多个县、区，行程2500多里，历时4个月，最终于1939年6月初返回延安。《新中华报》据此发表了题为《民众剧团胜利完成了“小长征”深得民众欢迎》的文章，介绍了剧团4个月巡回演出的生动情况。在这次外出巡演的影响下，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区相继建立了类似性质的剧团。有些是源自民众剧团的分团，其大量移植民众剧团的优秀剧目，为“新秦腔”的宣传与推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二阶段：1949年至1966年：创作走向成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临着一个由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的重大转型，秦腔现代戏同样面临着由革命激情向艺术激情的转换。这一时期的现代戏创作持续推进，在数量激增的同时，更加注重题材的丰富性与形式的多样性，在审美上更加注重艺术性、观赏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新创剧目《梁秋燕》《粮食》《鹰山春雷》《闹粮》《两颗铃》等现代戏，紧跟时代步伐，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热烈的影响。其中反敌特题材剧目《两颗铃》一经排出，连续演出100多场，场场满座，盛况空前。眉户现代戏《梁秋燕》连续上演千余场次，受到观众一致好评，民间更是多年流传着“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不看梁秋燕，枉在世上转”的赞语。

第三阶段：“文革”时期：样板戏一统天下

“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大环境影响，秦腔现代戏虽然涌现出一大批新创作品，但部分戏曲还是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那一时期的特殊印记。这些剧目先是成了图解政策、配合中心运动的“活报剧”，后来又落入写好人好事的窠臼之中，大多转瞬即逝，没有鲜活的舞台生命力。尽管如此，艺术家们对现代戏探索、创新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

对于戏曲而言，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特色，除了大家能直观感受到的是以本地方言表演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风格，一个是表演风格，另一个是音乐风格。就表演风格而言，从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开始，戏曲研究院在表演风格上就不断创新与探索，努力为陕西地方戏曲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戏曲”，一半戏，一半曲。在音乐风格方面，这一时期剧院在戏曲音乐的创作上，尤其是由“样板戏”转化为秦腔唱腔的诸多唱段，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以及后来的《祝福》等唱段，已成为今天教学和演员清唱的看家名段，传唱不息。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与繁荣

改革开放后，秦腔现代戏的创作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与创新，已逐渐踏上了对艺术本体规律的回归之途。

在文本创作上，秦腔现代戏开始着重写人、人性与人的变化。尽管一开始有政策人像的印记，但毕竟触及到了人的精神层面，剧作开始思考人的价值和精神建构等深刻问题。直至今日，秦腔已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现代戏作品：《爱与恨》《杏花村》《酒醉杏花村》《飘来的媳妇》《臂塔圆舞曲》《继母情》《留下真情》《陕北婆姨》《好年好月》以及“西京三部曲”（眉户《迟开的玫瑰》、秦腔《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特别是“西京三部曲”先后荣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且三登金榜两次夺魁，实现了陕西戏曲多个零的突破。其中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囊括了国家戏剧的全部奖项，荣获原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获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文华优秀剧目奖”，第三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榜首。2011年3月问世的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历获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大奖、中宣部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十四届“文华大奖”。

近年来，剧院又先后创作了秦腔现代戏《项链》《路遥的世界》、梅花版陕西戏曲抗疫情景剧《生命的光芒》等，这些作品始终关注现实生活进程，把握时代跳动脉搏，塑造人物现代品格，对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化的发掘、加工与升华。

2020年12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携秦腔现代戏《路遥的世界》、新编历史剧《关西夫子》和传统剧《再续红梅缘》先后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轮番登台的精彩演出掀起了冬日北京的“秦腔热”，收获了首都观众的热烈掌声、文艺界的热情赞许和广大媒体的积极宣发。

此次进京演出的三部精品剧目，既有现代剧，又有新编历史剧、传统剧，展示了戏曲研究院新时代促进戏曲繁荣发展，坚持“三并举”创作方针的新成果。就题材而言，从为人民创作、为时代立传的改革先锋路遥，到历史名人、四知先生杨震，再到观众耳熟能详的传统戏曲中的李慧娘，每部剧中的每一个典型人物都能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每场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涌到台前，久久不愿离去，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不仅是对演员表演的肯定，而且是对剧中人物的敬意，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赞美。

作为戏曲从业者，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时代机遇，用自己的深刻思考与实际行动，发出独特的声音，为时代讴歌，为党和人民歌唱。砥砺奋进新时代，守正创新再出发。我相信，戏曲在这个时代是大有可为的，我们戏曲人也必将在文化强国的画卷中描绘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