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慧英

小时候写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去问爷爷。爷爷总是说：“自己思考了吗？”我说思考了但还是不会，爷爷便放下手上的事情，耐心地给我讲解起来。不论数学、物理，还是语文、历史，爷爷都讲得那么透彻，令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情不自禁地大喊：“爷爷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有时候，奶奶也附和：“那当然了！你爷爷也是奶奶的老师哦。”有一次，爷爷笑呵呵地回应：“不能这么说呀，这个‘最’字用起来要小心。爷爷也有学生不满意，要求换老师的。”我有点不以为然，心想，谁会这么没眼力见儿啊？

我的爷爷严济慈是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研究水晶压电效应第一人。

我的奶奶张宗英是东南大学的第一个女生。1920年，奶奶从南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然而在北京还不到一年，东南大学成立了，奶奶又回到南京，准备投考东南大学。为了备考，奶奶找到当时已入东南大学，且在校外业余讲课小有名气的爷爷为自己补习数学。奶奶说，爷爷特别聪明，从他解题就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尽管爷爷的东阳口音很重，但是他的讲解特别有条理，不管多难的问题、多抽象的公式，他都能讲得通俗易懂，让人很好理解。在爷爷的辅导下，奶奶顺利考入东南大学，成为东南大学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女生，由此也爱上了这个补课的老师，跨越门第之见，成就了一桩姻缘佳话。

毫无疑问，在奶奶眼里，爷爷是个好老师，我也认为爷爷是个好老师。那么，怎么还会有人不满意爷爷，还要换老师呢？真不可思议！我不好直接问爷爷，这个疑问就一直留在心里。直到前不久，我参加中国科学院大学纪念严济慈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活动，看到萨苏先生写的《严济慈遭遇“下课”风波》（《中国科学报》，2014年04月04日第11版），才解开了心中长久的谜团。原来，我爷爷遭遇“下课”还不止一回呢，有趣得很。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玉泉路正式成立。我爷爷和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都兼任教师，亲自授课。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13个系，爷爷给8个系500多名学生讲力学和物理。每周3堂课，每堂课2个小时，共6小时。爷爷的物理课竟然能上得像文学讲座一般，在礼堂开讲。来听课的人达六七百之多，除了科大的学生外，附近大学的助教和学生也都来“蹭课”。可见，爷爷的课是很受欢迎的。

当然，也有学生不满。开学不久，有学生陆续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物理学家施汝为先生反映说严济慈的课听不懂，要求换老师。施先生总是笑眯眯地听着，不置可否。然后他把有意见的学生召集起来，说：“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学生们将信将疑。

一个月后，施先生再问那些学生，要不要换老师。大家都说，严先生课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先前反映爷爷的课讲得不好，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爷爷的东阳口音很重，有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话；第二，爷爷讲课不按教材顺序，有时从中间开讲，有时从末尾讲起，“不按牌理出牌”。施先生认为，严先生的特点是知识渊博，能够融会贯通，挥洒自如。无论从哪里开讲，都能渐入佳境，越讲越有意思。所以，学生们只要肯认真听一段时间的课，适应了老师的口音，对他上课的意见就会大为改观。

原来，施先生早已了然于心，胸有成竹。那么，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严济慈遭遇“下课”风波》一文“揭秘”道：“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施汝为当年在西南联大也是听严先生讲课的，也有过同样从不满到钦佩的经过。当时有个叫杨振宁的学生带着他们找学校提意见，也是要换老师，结果半个月以后他们便被严先生的课折服了，再也不好意思提此事。施汝为先生给学生们讲的，无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而已。”

在生活中，爷爷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但一走上讲台，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生龙活虎、妙语连珠，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一位当年听过爷爷上课的中科院领导跟我说，每当爷爷上课，阶梯教室里总是满得没有座位，很多人只能站着听课。同学们为了抢到前排的好位置，都早早去占座，以至于几个系的班长不得不加以协调，排出一张座位表，前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滚动轮换，“就像排球比赛的换位”，以示公平。

爷爷讲课自有一套路数。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总是启发学生联想。大家边听边思考，便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而爷爷越讲越来劲，似乎忘记了时间的存在。“拖堂”成了常态，以至于同学们想下课后请教的时间都没有了。于是，爷爷就让大家把问题都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他，然后，他会一个一个地看这些问题，用书面形式，亲笔回复给每一个提出问题的学生。有时候，遇到一些推理、演算，他的回复往往写满两三张纸。那时科大的学生特别感动，都说没有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对每一个学生的问题，都能亲笔回复。

1987年考入中科大，如今也是著名物理学家的潘建伟教授是爷爷的小老乡、小学弟。他很为自己跟严济慈同毕业于东阳中学而自豪。他说，爷爷影响了很多东阳学子，那种影响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多年来，东阳中学最好的学生很多都报考了中科大。潘建伟说，在中科大，每当爷爷要来讲课的时候，食堂就会多蒸馒头，因为大家都会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尽可能地多听课，多讨论问题。为避免过了饭点吃不上饭，同学们就都买几个馒头带着去听课。

爷爷有很多职务头衔和荣誉称号，我问他最喜欢别人称他什么，他总是说“老师啊！”每当有曾经的科大学生来探访，爷爷总是特别高兴。他说：“科大的同学们，男生个个想成为爱因斯坦，女生个个想成为居里夫人，让我如何不爱他们！”

我的闺蜜，全国政协委员杨佳，也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她说：“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青年物理学者中有相当比例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也是严济慈先生一手筹建的学校交出的一份满意的答卷。”

看来，我小时候说的没有错，爷爷的确是个好老师。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