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纯

《台湾先锋》创刊于1927年4月，自诩“台湾唯一革命的机关刊物，是台湾人唯一的生命”。该刊致力于推动台湾革命运动，特别强调两岸革命运动间的密切关系。今天重新回看这段历史，会发现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来自两岸的革命者就已经一道确定了台湾革命在祖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

2019年底，笔者在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联合图书馆所典藏的“戴国辉文库”中，发现了寻觅已久的《台湾先锋》原刊，里面刊载了其时两岸革命者关于台湾革命的认知与主张，借此了解了该刊背后一段被尘封的往事。

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部分台湾左翼青年在孙中山和国民革命的激励下，来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并于1926年12月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该会的主旨为“将希望寄托于支那民族革命的发展，以打倒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为目标”，希图与祖国一道，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并解放台湾。他们认为，祖国的革命取得成功是台湾革命成功的前提，两岸民族运动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推动，被称为“台湾光复派”。为了进一步吸纳力量，该会又于次年3月筹划组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台湾先锋》即为青年团的机关报。该刊创刊于1927年4月，自诩“台湾唯一革命的机关刊物，是台湾人唯一的生命”。不过，从作者的构成看，虽以台湾籍的革命者为主，如林文腾、张月澄、张深切等（台湾籍作者主要署笔名），但还有不少大陆人士及一名韩国人士，其中包括了戴季陶、方鼎英、安体诚、李励庄、施存统等早期国民党左派人士或中共早期活动家。从内容上看，该刊致力于推动台湾革命运动，特别强调两岸革命运动间的密切关系，且被以往所忽视的是，大陆人士的主张居主导地位。但由于之后革命形势的演变，当事者或因为受到迫害，或政治立场转变，甚少提及这段历程。今天，重新回看这段历史，会发现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来自两岸的革命者就已经一道确定了台湾革命在祖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

两岸革命者在辛亥革命后的再度合流，要追溯1919年大陆与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联合成立的“声援会”。该组织虽然未及推行计划的活动便告解散，但台湾学生林呈禄、蔡培火等人后来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骨干。不久，蔡惠如等部分新民会员便转到上海等地，一面联络在大陆的台湾学生，一面与中国国民党取得联系。

台湾学生在国内众多的政治势力中，选择中国国民党作为主要合作对象，是因为后者吸收了“民族自决”主张，并提倡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受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尤其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威尔逊“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国人开始重新理解反帝反殖民问题。孙中山即敏锐地吸收“民族自决”论，调整“民族主义”主张，认为：“俄国的主张和威尔逊的主张是不约而同的，都是主张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够自决，都能够自由。俄国这种主义传出以后，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都很赞成，……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改造后的“民族主义”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排满”意识，上升为彻底摆脱外来压迫，与世界范围内的弱小民族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而大陆与台湾更应联合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质言之，“民族自决”论启发了国人反帝反殖民的思想，使他们认识到日本殖民台湾是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收回台湾则是中国人实现“民族自决”的合理要求。这样，大陆革命者有了与台湾同胞合作进行反帝斗争的理论依据和自觉，有力地促成了两岸民族主义者的合流。如著名台籍革命者李友邦十分崇尚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将之作为珍贵的“精神食粮”。当时，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大陆报纸时常刊文揭露日本对台湾的残酷殖民统治以及介绍台湾民众的民族运动，基调则以支持台湾革命运动、呼吁两岸合作抗日为主。

“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因其浓厚的革命氛围吸引了来自台湾的革命者，逐渐成为台湾革命青年的活动中心之一。广东革命军政府为鼓励台湾同胞“多多地来到祖国”，参加国民革命，提供了一些便利的条件，“特别收容，不取学费，还可供给你们的食费与用度”，使之“养成健全而革命化的青年”。随着国民革命逐渐进入高潮，两岸革命知识分子不再仅仅要求祖国关心台湾同胞的命运，而且提出将两岸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新主张。关于这种新认知，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之一，就是《台湾先锋》。

《台湾先锋》首先转载了戴季陶为该会所作的演讲稿《孙中山与台湾》，为该刊的立论定了基调。戴文的核心是阐释孙中山关于台湾问题的主张：“总理对我说：‘我们对日本问题，最少限度的主张，有三个：一，要日本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要从台湾与高丽两民族，在最少限度使能自治的实现；三，要日本对俄国不可反对俄国政治的政策，并不可阻止俄国与台湾和高丽接洽，这就是我们要主张最少限度的事项。’”其中最重要一点，是“要日本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他认为，台湾民众所争取的“台湾议会”，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已，最终的目的当是彻底打倒“帝国主义”。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应该联合所有的“弱小民族”，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一并打倒。足见，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台湾，是孙中山、戴季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他作者由此进一步申说：“我们要主张马上取消中日一切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废除《马关条约》，促成‘收回台湾’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联俄联共是国民党的决策。故戴季陶也将联俄，以俄为师的思想投射到了解决台湾的问题上。弱小民族的解放既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然就“不可阻止”俄国与台湾的接触。

戴季陶对台湾抱持着的深厚民族情感。他着重论述了台湾革命的性质及与大陆革命的关系，提出台湾革命与全世界的民族运动联结的落脚点，实在于与中国革命的结合。戴氏开头便强调：“台湾民族是我们中国的民族，台湾领土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日本用强权的武力把我们的土地夺去，把我们的台湾同胞做奴隶；这就是悲痛的感情。”他不仅反复提及两岸革命者应该联合起来，还认为孙中山所希望的完全独立的中国，本身包含了台湾的内容，即已将台湾革命纳入中国革命的进程之中，且只有台湾革命完成，中国才能取得完全独立。

其他文章则围绕戴季陶的演讲词作了进一步的阐说。他们认为过去台湾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掌握“正确的革命理论及组织的行动”。现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指引下，革命者知道应该联合起来。该刊呼吁全面地动员台湾各类民众群体，实现“台湾革命化”，“接受现代潮流中列宁主义和孙文主义之指导”，“成立有组织有方法有恒性的革命先锋”，并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该刊作者们眼中，台湾与祖国大陆本就是一体的，无论既往的革命传统，还是当下的革命斗争，两岸都分不开。他们回顾了台湾同胞自明郑以来的革命历程，说明“台湾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最光辉灿烂的革命运动！”台湾革命者仍然也属于“中华民族（义）勇军”。

该刊作者还指出，大陆应主动援助台湾革命，这不仅因为台湾同胞曾帮助过大陆的辛亥革命，我们应该“投桃报李”，还因为“何况台湾，原是中国的一部，台湾人民，就是我们的同胞”，更因为国民党的革命纲领有此责任，“因为台湾同胞得不到解放，中国国民革命算不得成功。”且只有台湾独立才能实现中国完全独立：“我们援助台湾的独立，即可以完成中国完全的独立罢。”

总之，大革命时期的两岸革命者受“民族自决”论的启发，把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纳入祖国的革命事业中，视之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提出支持台湾独立并回归祖国的革命路线。大陆人士之前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国家复兴了，能收回台湾；而此时则进一步意识到了，收回台湾对于国家复兴有着特殊的意义。据张深切回忆，《台湾先锋》反映两岸革命者关于台湾革命的基本观点，影响甚大。

两岸革命者已经在探索合作抗日并收复台湾的具体办法。但遗憾的是，这一段合作的历程却因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实行“清党”，“国民革命”失败而不了了之。不过，两岸同胞的合作并未就此停顿。无论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均未放弃联合反帝的民族解放路线。中共部分继承了这一思想，指导台共成立。国民党也未完全放弃“反帝”使命，继续关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台湾革命形势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人已经认识到，台湾的解放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的必然要求。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自决”理论成为大陆援助台湾革命、联合两岸同胞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思想基础。1940年，李友邦组建台胞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时，还复刊《台湾先锋》，以纪念和继承大革命的遗志，“使我们生《台湾先锋》与祖国革命有共同命运之感”。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