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

沉痛悼念叶廷芳乡友文友因病逝世！

叶廷芳比我年长一岁，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我们同在北京工作，彼此早已知道各自的情况。后来，我们同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经常见面，拍了不少留念照片，在工作和生活中曾有过不少机会深入交谈。

记忆深刻的深入交流有两次，现根据记忆回忆谈话要点，以纪念这位为人坦诚，有见解、有思想、有个性、有风骨的学者！

关于创作缘起的交谈

从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我同叶廷芳每年共同出席两会十多天，其中有两次还同住一个宾馆。全国政协每年还组织委员召开各种座谈会和调查研究、视察等，再加上我时任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的负责工作，这期间我同叶廷芳见面交谈的机会自然大为增多。

印象最深的一次谈话是，叶廷芳称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出版的《李宗仁归来》和《梁漱溟问答录》这两本书。不等我回话，他就爽快地打开话匣子：“在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你的《李宗仁归来》和《梁漱溟问答录》两本书题材重大，触角敏感，在各报刊连载并迅速成书，影响很大。在我工作的《世界文学》编辑部有位名叫陈九仁的日文翻译是你的好友，是他最先向我推荐的。因此《李宗仁归来》1980年在各报纸连载，《梁漱溟问答录》在《人物》杂志连载，我就看到了，并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

叶廷芳的一席话立即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我不想让他多说我，便将话题转向他的德国语言文学特别是对卡夫卡的研究，他立即阻止，说今天见到你，就想先同你谈谈李宗仁和梁漱溟，听听你的写作动因和背景。

由于叶廷芳这样追问，我不能推辞，关于李宗仁和梁漱溟，前前后后自然谈了许多，现在只能长话短说，从简追忆。我回答，第一，是难得的机缘。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我担任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直属学习小组（成员均是老一辈无党派爱囯民主人士）秘书，长期做记录，写简报，组织报告会和参观活动，为他们服务。久而久之，我了解了他们，他们也了解了我。

程思远先生和梁潄溟先生是学习组成员之一，也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没有这两位老前辈的强力支持，我不可能写出《李宗仁归来》《梁漱溟问答录》两本影响力颇大且一版再版的书。作为我早期作品之一的另一本书《宋希濂今昔录》，情况也同样。

第二，我虽不是什么家，却是一个有心之人。我担任20年小组秘书期间，政治运动连连，反映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受批判的重点人物是未戴正式政治帽子的“反面教员”梁漱溟先生。学习组的成员除了梁漱溟、程思远之外的几十位成员，如马寅初、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向达、翁独健、钟惠澜、爱新觉罗·溥仪和溥杰兄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沈醉等等，都有着自己的传奇而不凡的经历。他们在学习改造中，都无例外地以批判的视觉谈到自己的家世、学业、事业、思想、经历等等。我的有心，就在于把几乎所有不需上交的原始记录本及部分资料、图片保存下来，尽管当时我自己也预料不到未来能派上什么用场。

第三，最最主要的是十年“文革”的结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没有这一大背景的转换，包括《李宗仁归来》《梁漱溟问答录》在内的以我的“亲历、亲见、亲闻”为主的十余本名人传记的书籍，都不可能发表和出版。

我讲完以上三点，叶廷芳即单刀直入地问我，这两书题材重大，特别是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在公开场合关于国事超乎异常的激烈争辩，十分敏感，你何以有这么大的勇气在书中全盘托出？

我答：自1962年至1977年这15年间，我对梁漱溟其人其事已经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文革”结束之初，全社会都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也投入了这一热潮。第五卷中收进了《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一文，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小组里大家发言只说别的，没有一人涉及这篇文章。

我颇为好奇地私下分别询问小组召集人于树德和王芸生，他们都未正面答复，而只是异口同声地说，第五卷内容丰富，并没有指定学习哪篇文章，小组不便就此十分复杂的问题讨论。

于是我决定个人直接同梁老本人接触，但虽然梁漱溟先生同其他学习成员一样，每周都有两个半天或三个半天学习会，彼此相熟多年，也不便在学习会中间休息时打听细情。于是我壮了壮胆子，在学习会休息间隙对梁老说，如有时间我想去他家拜访，了解第五卷中关于他的那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但这是我个人想讨教，并非办公室有这个要求。

因为此时“文革”已结束一年多，我已撰写过有关梁漱溟和宋希濂等委员的单篇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包括工作关系在内，我已去过他们家多次。梁老听到我的要求有点突然，半天未吭声。考虑了一会儿，他才笑着说，你有这个兴趣，就约个时间来吧。

关于创作过程的交谈

万事开头难。没想到几天后的周日上午，在梁漱溟先生新居的客厅里，根据我的提问，其时已经84岁高龄的梁老先生一口气谈了3个小时，重点是从1918年在北京钟鼓楼豆腐池胡同杨昌济（按：杨昌济乃杨开慧之父，其时与梁漱溟一起应蔡元培之邀，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杨比梁年长而且资深，梁漱溟常登门拜访。当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暂住杨家）家初识毛泽东，到1938年和1945年两访延安与毛泽东多次长谈，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厚礼待梁漱溟，至1953年因大争辩交往戛然而止。

从这次谈话后，我就起意要写一本书。一是当时《李宗仁归来》一书已基本脱稿，二是《人民政协报》尚未创刊，我仍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岗位上，具备条件，又有业余时间。我拿定主意后，又登门征求梁老本人的意见，他一口应承，并当场提供了他的多部著作，尤其是1953年大争辩后梁老自己当时追记的全过程的手稿，要我先仔细看看，有时间慢慢谈，不着急。梁老本人的支持，大大增加了我的勇气。

撰写《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工作刚开始时，速度很慢。一方面我翻看梁先生提供的著作和资料，一方面翻找我负责记录的近20年间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原始记录本及其他留存资料，重点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在学习组和联组扩大范围内，三次遭到内部大批判的情况和过程，特别是梁先生本人在学习会发表的与众不同的言论和态度。

在多次采访了梁漱溟先生本人以后，我的写作速度加快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我就下笔写提纲，并试写出第三人称的《梁漱溟评传》的前几章。

这时我应《北京晚报》的多次邀约，写了对梁漱溟先生的专访文章，不料发表后受到批评。尽管《北京晚报》承担了全部责任，保护了我，但我的直接主管领导还是找我谈了话，并劝阻我不要再写与梁漱溟相关的文章了，说梁的问题很复杂，弄不好要犯错误的。一瓢冷水浇头，我不敢再写了。

没有想到正在这时，时任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同志正在协助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刘澜涛同志，为制定政协新章程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孙起孟同志点名要我参加这项工作的记录简报工作，大约前后有近3个月的时间，我跟随他先后到上海、浙江、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多个省市调查研究。在黑龙江调研工作结束后，孙起孟同志和夫人只带我一人休息一周，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详细汇报了我因写梁漱溟先生的传记，受到批评而无法再写下去的事。

从20世纪60年代初我进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孙起孟同志就是学习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了解我这个小干部的工作情况。孙起孟同志年轻时就追随黄炎培先生从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其时梁漱溟先生是依靠儒学搞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因此孙起孟同志是很了解梁漱溟的传奇而复杂的人生历程的。基于这两点考虑，我才有勇气向孙起孟同志汇报我写梁漱溟传记遇到的挫折。

孙起孟同志听了一个多小时后，明确答复我三点：第一，梁漱溟先生是我党统一战线历史上颇为特殊而复杂的重要人物，你写他的传记是件有意义的事。因为重要，又因为复杂而有难度，如果做成了才更有价值。第二，也因为复杂而有难度，你现在动笔写第三人称的“评传”，涉及对人和事的评价，就加重了工作难度。你应该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写作，尽可能避免评论。你因工作关系同梁老熟悉有年，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梁老高龄，你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抢救有关梁老的第一手史料，多多益善。第三，如果你的书写成，经梁漱溟先生审看并认可，我可以抽时间也看一遍，从抗战时期的重庆时期算起，我认识梁先生的年头比你的确早多了。

如果没有这次谈话，没有孙起孟同志这样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没有这样有魄力的大力支持，拙作《梁漱溟问答录》能不能写成，就可想而知了。

叶廷芳听了上述孙起孟同志的三点意见，发出爽朗的笑声，对我说：用老话说是你遇到了贵人！贵人的指点为你拨开迷雾，壮了胆子。他又说，我看过梁漱溟先生的三本书：一是五四时期他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二是他付诸行动实践的《乡村建设理论》，三是他成熟期写的《中国文化要义》。

叶廷芳还说，梁先生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大学者之一，而且不是书斋型的学者，而是付诸行动和实践的人，即直接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社会活动家。但以我的认知，他的理论和实践救不了中国，中国的国情决定，各种形式和路子的教育救国都难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不过我欣赏你书里写的梁漱溟先生坚持一生的行为准则：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包括同毛泽东的争辩在内，他一生有许多言行都是从这个行为准则派生的，如在“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通过政协内部学习会，挺身而出表示反对，你是现场记录者，十分清楚，当时有几个人具备这种胆量？

叶廷芳在谈及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时说，二人交往快半个世纪，当然是老朋友了，但因1953年之争，从此互不来往也就不奇怪了。

这时我打断叶廷芳的话头说，一般人都这样认为，但最近我发现一条1974年的毛主席的批示，可证明毛主席与梁先生自1953年之后，他们虽然私人见面交谈的机会没有了，但彼此心里仍惦记着。1953年之后梁先生曾多次给毛主席写信，并寄去书稿，但均无回音。而1974年毛主席的批示，却与你供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直接相关。

叶廷芳听了一愣，问是什么批示？我答，最近一个老同志在看了《梁漱溟问答录》后告诉我：1974年是国庆25周年，周总理患病，邓小平被启用，开始落实政策，哲学社会科学部若干知名的专家学者受邀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反应非常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军代表给中央写了简报，反映出席招待会的专家学者欢欣鼓舞，并列出出席招待会的人员名单。周总理病中看完简报后批呈毛主席阅示。毛主席在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的人出席招待会很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

叶廷芳听后即说，过去只听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还真没有听说“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我当即告诉叶廷芳，我正在就毛主席的批示写文章发表，此文后来收入200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

至于孙起孟同志对我的大力支持，他在为我的1997年出版的另一部名人传记写序时写到了这桩事。详细情况我在2013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第二次再版《梁漱溟问答录》书中首次披露，在2021年6月号《纵横》杂志上发表我写的《回忆孙起孟同志》一文，又对此事进一步做了补充。

这是后话。

关于委员履职的交谈

1998年3月，政协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期间，叶廷芳同我交谈时提出一个问题：你在全国政协机关连续工作满36年了，5年前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这届又连任了，说你是老政协分毫不差。关于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我想听听你的实际体会和操作经验，能起到什么程度的作用？

我回答，人民政协在结束代行全国人大会议职能之后，对自己的职能定位曾经有过八个字的概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至1993年3月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后，经过协商修改了政协章程，增加了“参政议政”的职能，改成了12个字，即：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但人民政协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吸收了各党派、各团体、各界别的精英人才参加，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机构。每年多次组织政协委员视察参观、调查研究，召开各种内容的专题会、研究会，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尤其对国家各项工作和事业提出提案，党政机关和各重要部门都必须就是否可行作出答复。

叶廷芳让我举几个实例说明之，我答：实例太多了！只能举两个实例，一是市场经济问题，一是教育经费问题。我说，远在“文革”结束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大会期间，就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政协会上提出，学习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头，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才能发展中国经济！这位委员的意见遭到了众多反对，但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经济学家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经济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接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逐渐走上了轨道。

至于教育经费问题，过去的教育投入占囯民经济总收入比例太低，有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时，大声疾呼教育是培养人才、振兴中华之本，现在这一点点经费又如何开展教育？半个多小时的大会发言被十多次掌声所打断！后来又有多位政协委员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提了不少带有真知灼见的提案。随后推动了党和国家的教育部门，加快加大了投入，促进了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

我讲了这两个实例，诙谐而聪慧的叶廷芳笑着说：听君一席话，不愧老政协！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也要尽责尽力，为国家进言，为社会发声，作点自己的贡献！

叶廷芳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提出了改变“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提案，当时颇让人震惊。其时我已经不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但仍在全国政协机关协助工作，有时他来机关参加会议还能见到。有一次一个小型座谈会中间休息，他把我拉到会议室的角落里轻声对我说，他经过反复考虑，想提出一个改变“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他开始只看到社会上独生子女成长有许多问题，因为他是著名德国语言文学专家，经常去欧洲，又从大量资料和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国家严重老龄化的问题，联想到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长期只生一个孩子，将来会面临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和劳动力后继乏人的问题。他因此认为国家应该未雨绸缪，预见到未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呼吁一下。他同时说，你这届不是政协委员了，不能参加签名了。他当场问我有何看法，我答，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只生一胎与人口高龄化有关联？我听着觉得有道理。

我回答他说，只要事关国计民生，有相应的理由和数据，委员的提案就会经提案委员会审议通过正式立案，承办单位就得答复。你这个提案事关重大，立案应该没有问题，但此事属基本国策，涉及的承办单位（如计生委）恐怕做不了主，短期内不会有明确改变。

叶廷芳接过我的话头说，这个结果我也估计到了，但既然人民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大舞台，既然我自己把这个问题看准了，我就要挑这根硬骨头啃一啃，在人民政协这个民主大舞台上大声疾呼一下，造点舆论刮点风，听不听都可以，那就让未来来验证我的提案吧！

叶廷芳说到此话时提高了嗓门，表情也激动起来。他当时的神色至今仍牢牢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临分手，我又嘱咐他，要加强提案的分量，除了提案本身的分量，签名的委员多，也是一种影响力的表现。叶廷芳回答：那当然，我决心要提这么重要的提案，我一定尽力招兵买马，多多益善！

后来听说，那个提案有29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这个数目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不少了！

值得高兴的是，十年后，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已经允许并提倡生二胎、三胎了。

我现在追思哀悼已经远行的乡友文友、我的同辈人叶廷芳先生，敬佩的是他那颗爱党爱国爱民之心，还有那有学问、有胆识、有远见的刚强的品格。

[作者曾担任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界）。1990年至今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李宗仁归来》《梁漱溟问答录》《宋希濂今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1949年后的梁漱溟》《“反面教员”梁漱溟》《民主人士》《远去的背影》《江山儒商王寿昌》《为了忘却的岁月》《名人传记集粹》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