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治鹏

1949年，钱锺书到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专心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工作。1953年9月，他调去翻译《毛泽东选集》，任务完成后回文学研究所上班。他老本行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可回来时却分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组。

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找到杨绛说：“默存（钱锺书名）回来，就借调古代组选注宋诗吧。”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非钱锺书所愿，但他并没有消极怠工，反而表现出一个学者探求学问的科学态度。学界人士心里都明白，宋代诗人多，诗作更多，千百年来无一部现成的《全宋诗》，选注难度可想而知。钱锺书下苦功夫搜辑辨认，读遍宋诗。穷两年之力，“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精选大、小家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读者不难从选目中体会钱锺书取舍的见地。特别是诗人小传和注解评论，写得精彩绝伦，引人入胜。正如杨绛说：“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当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宋诗选注》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学界反响强烈，胡乔木评价：选注精当，有独到处。周扬赞许：“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不久，政治风云突变，《宋诗选注》遭遇了“拔白旗”运动，声讨蜂拥而来。好在此时钱锺书再次被调去把关英译《毛泽东选集》定稿，躲开了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不久，日本汉学泰斗、宋诗专家小川环树读到《宋诗选注》大为称赞，推崇备至。这个声音很快传到高层领导耳中，一场批《宋诗选注》的疾风暴雨，就一下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