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方铭

主讲人简介：

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有《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战国诸子概论》《楚辞全注》《诗经古义复原》《中国儒学文化大观》《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儒学与二十世纪文化建设：首善文化的价值阐释与世界传播》《鉴古知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典释义》《方铭-孔子暨儒学文化研究文集》《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考源》等著作及编著4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编者的话：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这句名言出自东汉思想家、哲学家王符的《潜夫论·释难》。《潜夫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政论专著，其治国、富民、赞学等诸多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时代光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日前，中国屈原学会王符研究院成立、《画说潜夫论》出版，为研究、传承王符思想打下了基础。本期讲坛邀请方铭教授从王符思想价值入手，讲述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王符其人其著

中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大多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而东汉大思想家王符则是一个例外，终其一生，以著述和教育为生。他对东汉社会的了解，以及提出的拯救社会的对策，都有较强的时代性。南朝刘宋时期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有《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介绍了东汉时期三位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状况，而其中介绍的重点是王符和仲长统。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人，少好学，有志操。因东汉和帝、安帝之后，选举制度破坏，官员仕进升迁，大都依赖于趋附达官显贵，得当途者荐引。王符忠直耿介，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一生隐居，号称“潜夫”，著书三十余篇，名《潜夫论》。

东汉时安定郡属凉州管辖，凉州处边疆地区，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后汉书》记载，曾任安定太守的人就有冯异、王顺、杜恢、郭璜、霍俊、孙俊等，属于安定籍的著名人物则有卢芳、梁统、李恂、皇甫规、皇甫嵩、王符等，而王符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雁门太守来访，皇甫规卧家不迎，而听说王符在门，“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可见王符当时在安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范晔在《后汉书》中收录了王符《潜夫论》的《贵中篇》《浮侈篇》《实贡篇》《爱日篇》《述赦篇》。今存《潜夫论》一书共有36篇，分为十卷，其中前九卷都是实体内容。第一卷有赞学、务本、遏利、论荣、贤难等篇，第二卷有明暗、考绩、思贤、本政、潜叹等篇，第三卷有忠贵、浮侈、慎微、实贡等篇，第四卷有班禄、述赦、三式、爱日等篇，第五卷有断讼、衰制、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第六卷有卜列、巫列、相列等篇，第七卷有梦列、释难等篇，第八卷有交际、明忠、本训、德化、五德志等篇，第九卷为志氏姓篇，第十卷为《叙录》。从这些篇名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潜夫论》的内容。可见，《潜夫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巨著，内容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文化、地理以及学术等多方面。

王符写作《潜夫论》，是有宏大目标的。《潜夫论》最后一篇《叙录》介绍著作该书的宗旨和写作各篇的目的，对我们正确理解王符《潜夫论》的内容和价值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先贤哲人论“三不朽”

关于写作《潜夫论》的初衷，王符写道：“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阘茸而不才，先器能当官。未尝服斯役，无所效其勋。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刍荛虽微陋，先圣亦咨询。草创叙先贤，三十六篇，以继前训，左丘明五经。”

立德、立功、立言是鲁大夫叔孙豹所说君子的“三不朽”事业。叔孙豹谥号为穆，所以又称叔孙穆、穆叔。《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西晋杜预注“大上有立德”，曰：“黄帝、尧、舜”；注“其次有立功”，曰：“禹、稷”；注“其次有立言”，曰：“史佚、周任、臧文仲”。黄帝、帝尧、帝舜是五帝之三。夏禹虽然继承的是五帝事业，死后也曾禅让帝位与伯益，但夏禹的儿子夏启篡权，开始了世袭制。因此，夏禹一般被认为是夏朝的创始人。稷即后稷，名弃，是周朝先祖。夏禹在历史上有治水的事功，而后稷对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史佚是周文王的史官。周任是周贤吏。臧文仲是鲁国大夫臧孙辰，谥号为文，后世称臧文仲。孔子两次提到过臧文仲，不过都是批评之言。

从杜预的注我们可以知道，立德是五帝才能做的事情，立功是开创家天下的三王能做的事情，而士大夫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立言。王符著作《潜夫论》，目的在“立言”，虽然他自谦说“其下有立言”，但绝不是为了“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而是为了拯救社会建立不朽事业。《叙录》中说：“草创叙先贤，三十六篇，以继前训，左丘明五经”，其中“左丘明五经”意思虽明确，但语气不连贯。结合这段话的前面都是五言为句，所以，这段话也可能是“草创叙先贤，左丘明五经。三十六篇，以继前训”之误。

唐人孔颖达《左传注疏》关于立德、立功、立言的问题，又有更多发挥。他这样解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故服以伏羲、神农，杜以黄帝、尧、舜当之，言如此之类，乃是立德也。”“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故服、杜皆以禹、稷当之，言如此之类，乃是立功也。”“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记传称史逸有言，《论语》称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没，其言存立于世，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当之，言如此之类，乃是立言也。”对于“立言”，孔颖达补充说：“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徙，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扬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虽经世代，当不朽腐，故穆子历言之。”

这即是说，东汉服虔以伏羲、神农为立德者，而孔颖达以禹、汤、文、武、周公与孔子都可以是立德者，着眼点在圣人立德，贤人立功，士人立言。

在孔子及战国秦汉儒生的经典叙事之中，中国上古社会经过了以帝尧、帝舜为代表的大同时期，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为代表的王道时期，以礼崩乐坏为特征的春秋霸道时期，以及战国的无道时期。唐尧虞舜以道治天下，以天下为公为立国根本，《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本来夏、商两代如五帝故事，也以“帝”为称号，如夏桀称帝桀，商纣王称帝纣，周武王灭商，认为夏、商变“天下为公”为“天下为家”，所以，《史记·殷本纪》说“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

夏、商、周三代虽然以天下为家为建立礼治秩序的基础，但正如《礼记·礼运》所言，“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可见，天下为家违背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也就是违背了天道，因此，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不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等人能遵守礼治制度，行仁义，讲礼让，能以德治天下，仍然是仅次于大同时代的历史时期。

因而，立德着眼于建立天下为公的价值观。所以严格说，服虔以伏羲、神农为立德者，孔颖达以禹、汤、文、武、周公为立德者，都是没有把握立德的核心内容。孔子论天下为公，以帝尧、帝舜为典范，并没有说黄帝，那么，杜预说的立德包括黄帝，可能也值得讨论。立功是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虽然是在天下为家的时代，其贡献应该具有普惠性，但是一般的开国之君并不足以成为立功者。而立言则是建立引导社会向善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叔孙豹认为史佚、周任等可以当之。

《潜夫论》的现代意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与“汉”字有着切不断的关系。汉族人、汉文化和汉字的渊源远早于汉代，但我们都是以“汉”命名，说明汉代在中国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汉代在40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有兴衰变化，但总体而言，胜战仍是主流。20世纪以来，由于受西方的影响，学术界对汉代确立的尊孔以及儒学独尊的学术传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的认识不强，导致一些学者对汉代经学思想存在偏见。特别是对东汉思想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东汉末期重要思想家的批判内容，这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我们对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和仲长统《昌言》等著作建设性价值的理解。

从20世纪后期开始，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同情的了解”和“了解的同情”逐渐为学者们所重视，学术界也就逐渐注意到了人文学科领域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学术研究话语的重要性。

近年来，学术界更是深刻认识到文化自信的影响和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并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马世年教授在其《潜夫论译注》前言中就总结了王符思想的关键点，王符有四大主张，即重学、务本，重德、尚贤，重法、明罚，重民、救边，又有三种批判，即弊乱之政、浇薄之俗、贪枉之吏，以及两重感叹，即“贤难”之叹，“衰世”之叹，并认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王符的成就不仅在于他对社会现实的冷峻批判，更在于他对弊政乱俗的社科剖析及解决对策的提出”。如果再仔细地审视王符的《潜夫论》，我们认为王符著作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寻找解决东汉社会严重危机的药方，为了开好药方，就需要诊断东汉社会究竟有什么毛病。王符对东汉社会的问题判断准确，因此，他提出的救济策略和措施也是可行的。

《潜夫论》虽然包含有对东汉末期社会弊端的批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批评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而且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如《务本》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他认为，各行各业都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但现实之中普遍弃本逐末。《考绩》认为东汉的选举制度有逆向淘汰的倾向：“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汉代设立的选举制度，本来是为了选出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质直、清白等人才，但社会风气败坏以后，选举制度名不副实，甚至背道而驰。还有，《浮侈》批评奢侈浮华的社会风气，《断讼》则揭露了东汉司法制度的流弊。凡此种种，《潜夫论》的作者洞察力敏锐，救助措辞可谓一针见血。

正因为王符对历史和现实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因而在《潜夫论》中，在讨论任何一个现象的时候，他都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发现问题。如《三式》把西汉与东汉的封建制度进行对比，指出西汉给功臣封侯，而东汉的侯则多是世袭爵位的蠹虫。《三式》还从地方行政长官的选拔、使用、考核、赏罚等方面把东汉和西汉加以对比，指出现实中存在的弊病。《救边》赞扬汉武帝“攘夷拆境，面数千里，东开乐浪，西置敦煌，南逾交阯，北筑朔方，卒定南越，诛斩大宛。武军所向，无不夷灭”，而东汉则军力羸弱，“今虏近发封畿之内，而不能擒，亦自痛尔，非有边之过也”。究其原因，就是选举不当：“折冲安民，要在任贤，不在促境。”

汉代虽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大的时代，但汉代遇到的国家安全问题，仍然深刻地影响到了汉代人的生活。王符的时代今甘肃庆阳市的镇原县属凉州管辖，但安定郡在历史上大部分时候归属雍州，基本上在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周边。秦代的萧关遗址在今甘肃庆阳市最北的环县城北，而汉代的萧关遗址则在宁夏固原市东南，这些地方距今镇原都不远，而萧关是秦汉时期抵抗匈奴的前线，因此，王符对国家的危亡有更直接的感受。《救边》说：“且夫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实边》说：“夫制国者，必照察远近之情伪，预祸福之所从来，乃能尽群臣之筋力，而保兴其邦家。”事实上，王符的思想，体现了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胆识，也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汉代是中国人思想和价值观最终确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和强盛的时代。随着孔子及儒家思想经典地位的确立，结束了战国至秦的混乱价值观，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回到周代德治文明的框架之中。虽然王符的思想在当时并未得到完全重视，但他为后人留下了《潜夫论》。如今，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传承他们留下的这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经世致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坚定文化自信，这不仅是当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应具有的民族情怀，也是中国当代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