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王馗

主讲人简介：

王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会长。《戏曲研究》主编，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哲学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首席专家。出版专著主要有《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偶戏》《解行集》等；参与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第三版）》《昆曲艺术大典》《昆曲艺术图典》等。

编者的话：

藏戏，作为中国戏曲百花苑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剧种，形成于14世纪，流传于青藏高原，它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反映了藏族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是藏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藏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其独具藏民族个性气质的艺术特征而成为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代表，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当前，藏戏艺术研究中如何梳理其艺术体系，如何准确把握藏戏艺术的特征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期讲坛邀请王馗研究员讲述藏戏艺术体系研究的构想。

作为非遗的藏戏艺术

2009年，藏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至今已历12年。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戏曲中最为古老、也是中国戏曲艺术中至为独特的戏曲形态，藏戏始终以其独具神秘色彩的文化品格，展示着藏民族在戏曲艺术领域中的独特创造。特别是较之以汉族戏曲千百年发展历史中品类繁多的声腔剧种和艺术个性，藏戏自身的艺术分支和流派特征亦丰富多元；较之以中国少数民族基于民族文化而各具风情的民族个性和戏曲生态，藏戏自身的民族气质和文化空间亦不遑多让；较之以中国戏曲百年来致力的现代戏曲定位与艺术实践，藏戏自身的现代剧场艺术与现代戏创作亦足证辉煌。应该说，藏戏文化遗产的任何一个侧面，都能与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经验成果相互辉映，甚至因其庞大的艺术体系而显示出藏民族创造戏曲艺术的独树一帜。

我曾在《藏戏的文化品格与未来的保护传承》一文中提到，“藏戏”基于藏语方言、地域历史、族群个性、地方风俗等原因，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省区拥有众多的剧种形态和艺术流派，藏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类目统称，不仅仅是一个具体戏剧样式的专称，更接近于汉族戏曲中所说的声腔系，而非仅独立的剧种”，这就决定了藏戏的艺术保护与学术研究更需要审慎全面地把握其文化形态的完整性。特别是藏戏在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文本中，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列的五大分类别，跨“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三个类别，其艺术的表现形式和空间特征迥异于中国其他戏曲剧种。这显然强烈地展示了“藏戏”在文化实践中的多样性特征。

藏戏包括白面具戏、蓝面具戏、昌都藏戏、门巴戏、巴贡戏、夏尔巴玛尼戏（以上属西藏地区），德格藏戏、康巴藏戏、安多藏戏、嘉绒藏戏（以上属四川地区），黄南藏戏、果洛马背藏戏、玉树格萨尔藏戏（以上属青海地区），南木特（属甘肃地区），总计14个剧种；涉及的剧种流派包括宾顿巴藏戏、扎西雪巴藏戏、尼木塔荣藏戏（以上属白面具藏戏），迥巴藏戏、江嘎尔藏戏、香巴藏戏、觉木隆藏戏（以上属蓝面具戏），巴塘藏戏、理塘藏戏、木雅藏戏（以上属康巴藏戏），色达藏戏、南木达藏戏（以上属安多藏戏）等总计12个。基于剧种普查工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于藏戏的分类梳理，能够清楚地看到藏戏艺术体系突出地展现在目前相关的数据中。

事实上，从藏戏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的15年，特别是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12年中，藏戏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其成就突出地展示在对其文化品格中的“口头性”“空间性”和“表演性”的张扬与拓展。

即以西藏自治区的藏戏保护而言，目前全区表演团体总计154个，除了唯一的国办院团西藏藏剧团外，153个民营和民间演出队中，大部分是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恢复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在这些演出团队中，构成其艺术传承最稳定代表的是藏戏戏师。藏戏戏师，兼容了编、导、演、鼓钹、班社组织等多元的艺术职能，戏师既可以是藏戏剧目从经文本转化到演出本的编剧，也可以是整个剧目的总调度和导演，同时也掌握着说雄与演唱等基本的表演艺术，甚至还能熟练传承鼓钹演奏技巧，此外还可能是戏班的重要组织者。这种一人多能的身份特征，让古老的藏戏剧目和表演艺术集大成地荟萃到戏师身上。在文献资料偏少而普遍采用口传身授的传承修学法则时，戏师的艺术水准和记忆状态便成为藏戏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标准。可见，藏戏在展现“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的文化特征时，固然因藏语的方言分类以及对于藏族民间语言的口头表达，让藏戏显示出口头艺术特征，实际上亦因“戏师”在承载这种口头艺术时，以“口传身授”的法则来维系文化传承，让藏戏在实现人际传承、代际传承时秉持着“口头性”的法则。这种特征让“人”对藏戏的传承与创造作用得以充分展示。

藏戏艺术的文化品格特征

藏戏保护中被突出的“空间性”，彰显着藏戏在“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中的独特价值。无论是藏戏演出时遵循的“顿”“正戏”“扎西”的表演格局，还是藏戏长期以来附属于雪顿节、望果节等传统庆典和宗教民俗节日，“空间性”更多侧重于藏戏与宗教信仰、文化礼俗、族群观念在互动中所实现的空间内容。

藏戏亦戏亦仪的特征正是中国戏曲肇生于社会制度的重要证明。事实上，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藏戏的新民俗、新空间也被创造出来。尤其是2006年起，把每年6月第二个周六作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以来，藏戏的生态空间悄然发生变化，从全区遴选代表性藏戏演出团体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演出，以及由此而推进的“藏戏大赛”、罗布林卡藏戏展演等活动，已然让藏戏会演与艺术竞技打上了非遗文化烙印。从“非遗日”到“雪顿节”所形成的这种藏戏展演与遴选方式，促成了藏戏在新时代中伴随非遗保护工作产生出新生态，突出地展示着与传统节日庆典演出并行不悖的文化定位，是对藏民族群体性的艺术记忆与生活方式的持续拓展。

藏戏保护中的“表演性”集中地呈现于藏戏作为传统表演艺术，在其唱、舞、表、韵、白、技、谐、面具、装扮等多元艺术中的突出作用。这些综合性的技艺也是藏戏“口头性”“空间性”得以延续的核心基础，是藏戏非遗属性最主要的文化标识。

在10多年的非遗保护中，西藏藏戏的众多表演团体为表演艺术的传承保护作出了重要努力。例如，西藏藏剧团从建团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藏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在近年的艺术创作工作中，有序地完成《金色家园》《六弦情缘》《藏香情》《次仁拉姆》《最美格桑花》等现代戏作品，同时完成《文成公主》京藏版、青年版等优秀传统戏整理改编，特别是将“八大藏戏”有序地进行整理改编，让藏戏传统与现代创作交相辉映。而民营院团中的拉萨娘热民间艺术团，在众多藏戏团队中是唯一能够全部演出八大藏戏剧目的团体，在非遗保护中将广场演出、舞台演出的多个版本进行声像记录，极大推动了觉木隆藏戏的文化传播，同时也借助多元的推广形式，推进在国家艺术展演平台和更多城市的藏戏推广。民营院团中的西藏城关雪巴拉姆艺术团则在保持传统剧目风格的同时，也尝试在年轻人中进行深度的文化推广，并探索现代戏创作以推动传统表演艺术的现代创新。这些实践让藏戏在传统观演关系中的艺术个性，随受众群体的扩大和审美需求的多元，更加强化了艺术性的内涵展示。

藏戏非遗保护工作在“口头性”“空间性”和“表演性”的突出成绩，展示了中国戏曲在艺术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实践方式，契合藏戏自身的艺术规律，这也成为构建藏戏艺术体系的重要视角。由于藏戏在历史上基本保持口传身授、附属节日庆典演出的特征，藏戏活态艺术经验亟须进行艺术挖掘整理，同时，这种基于“人”的活态内容进行的跨载体著录，也是藏戏理论体系进行推进的重要方式。就中国戏曲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而言，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共相表里、一体两面，完备的艺术体系建设是深入的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藏戏亦莫能外。对于藏戏艺术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桑吉东智先生《西藏和平解放70年藏戏研究主要成果及其学术贡献评述》一文有详细的综述和评价，基本展示了藏戏目前在史论领域的研究前沿，也可以看到藏戏艺术整理和涉及的基本领域，由此能清楚地了解藏戏在艺术整理与研究中还存在很多学术空间，藏戏艺术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更需大力推进。

藏戏艺术的研究体系

对于中国戏曲艺术的理论体系，张庚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结构形态，即文献—志—史—论—批评，其中批评是理论的最高阶段。这一学术结构既奠定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为中国戏曲的理论体系建设作了整体规划。藏戏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需要以此为纲，进行必要的挖掘整理。具体而言：

藏戏文献资料：由文字和其他媒介形式记录的与藏戏相关的各类文献。藏戏是藏族传承既久的文化艺术形式，在表演艺术的基础上与其他相关的文化形式错杂交织，因此，在传统的藏传佛教经律论、历史典籍、公私档案文书、图像绘画等既有文献中，凡是与藏戏表演内容及群体、个人相关内容，都可以视作藏戏文献资料。包括佛教十明学中涉及的表演思想，虽然在理论上似乎与藏戏实践存在差距，但构成了藏戏艺术实践的理论支点，仍需要高度重视。特别是随着现代新媒体形式的出现，载之于影像、视听等媒介中的藏戏内容，进一步深化了藏戏文献资料的范畴。

藏戏志书：通过对藏戏艺术本体所涉的相关方面，如唱、舞、表、韵、白、技、谐、面具、装扮、调度等，进行全面的艺术经验和规则规范的文字梳理，完成对藏戏剧种志、文学志、表演志、音乐志、舞台美术志等内容的全面著录。除此之外，与藏戏本体相关的个人、团体，如藏戏戏师、藏戏演出团体等；与藏戏演出相关的民俗、礼仪等，都需要以口述或文字形式，完成戏师志、剧团志、藏戏戏俗志等志书的整理。志书涉及的内容已经有《中国戏曲志》西藏卷、四川卷、青海卷、甘肃卷等，以及近年推进的《中国戏曲剧种全集》中关于14个藏戏剧种的剧种文化综述研究和由西藏非遗保护单位进行的全区藏戏演出队基础资料图片整理、藏戏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记录工作等，这些工作也需要持续推进。按照志书的规范要求，尽可能实现藏戏之人、之艺、之团、之俗的志书书写。

藏戏史、论等研究，是藏戏研究的深度展现，是对藏戏艺术的理论深化。即如桑吉东智先生所梳理的，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国内外涌现出了一批藏戏研究的优秀成果，对于揭示藏戏文化底蕴作出了重要努力。但是相对于中国戏曲的其他剧种，例如昆曲、京剧、粤剧、越剧等在众多的前期成果基础上，有昆曲学、京剧学等学科体系的创建呼声，藏戏研究的体系性尚显不足。因此，借助于多元的学科方法，推进藏戏理论研究是当前藏戏研究界的重要任务。在2021年第三届藏戏传承保护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专家的地域范围突破了四省区范围，其年龄亦以中青年为主，其学术视野也多以人类学、社会学结合音乐学、表演学、戏剧学等综合方法，这都是藏戏研究至为可喜的局面。但相较于中国其他剧种乃至于剧团、优秀的艺术代表所进行的丰富的戏曲研究总结工作，藏戏研究工作成果还没有获得应有的数量和质量。

因此，藏戏的艺术体系建设与理论体系建设还存在很多空白领域，既有的整理总结和研究成果还需要继续进行开拓。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与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共同商定推进《藏戏艺术体系研究》项目，希望通过整合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等省区的藏戏和戏曲研究力量，由两个研究所进行整体学术规划和统筹，共同推进对藏戏艺术的整理、挖掘和研究。这也是落实援藏工作、推进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切实举措，通过汉、藏学者共同协作，推进藏戏体系建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了有效推进藏戏艺术和学术的工作，整个项目拟以五年至八年为期，分三个阶段推进，整体上实现藏戏艺术的全面记录整理和基础理论建构。具体包括：

《国内外藏戏研究文论选编（附藏戏研究成果总目）》：成果将汇集截至2022年1月1日前所有的研究成果目录，同时在目前成果基础上，遴选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和论述，包括论著节选，研究成果及声像目录等，形成《藏戏研究文论选（附藏戏研究成果总目）》。特别是对国外有影响力的研究专著，推进其译介工作。

《藏戏历史文献辑录》：成果将汇集截至1949年以前被载录于各类文献中涉及藏戏的文字记载、图像等，文献涉及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目前可见的各类文献形式，同时也包括汉文文献中涉及藏戏的内容。

《藏戏戏师及相关传承人艺术口述志》：成果以藏戏戏师为中心，全面记录戏师及传承人的人生履历与艺术经验。目前在国家级传承人和省区级传承人中，戏师的数量达到40人，而西藏民间藏戏队即有150多个，另外有藏戏省级剧团3个。因此，从戏师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传承人，进行细腻的口述访谈，尤其侧重藏戏艺术经验的总结整理，形成个案，带动当前戏师对藏戏艺术的著录。

《藏戏代表性剧院团志》：以藏戏剧院团为主体，从目前近200个藏戏剧院团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剧院团体30个左右，尤其是在剧院建制比较完整、历史悠久、风格流派比较独特、传承比较稳定等方面作为标准，按照统一的编撰体例，完成院团志的总结整理。

《藏戏艺术田野志》：成果以当代藏戏学者田野调查成果为主体，按照藏戏剧种生存空间的实际内容，通过田野调查的形式，以记录者立场为基础，全面深入地记录承载于人、群体的藏戏剧种及流派艺术。在西藏的夏尔巴玛尼戏、巴贡戏、昌都藏戏、门巴戏、白面具戏、蓝面具戏和相关剧种的流派形态，以及青海黄南藏戏、果洛马背藏戏、玉树格萨尔藏戏、甘肃南木特藏戏、四川德格藏戏、康巴藏戏、安多藏戏、嘉绒藏戏等剧种中选择。

《藏戏剧种志》：成果依托于《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剧种全集》等丛书的前期工作，更加全面地推进以剧种为基础的志书编撰，按照剧种所涉及的文化要素，以统一的编撰体例，实现剧种志的总结整理。

《藏戏艺术图谱》：成果以图片影像为基础，用影像展示藏戏艺术，参诸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推进完成的《昆曲艺术图谱》、广东倪惠英主编《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等著作，用图片形式全面展示四个省区藏戏艺术的艺术印象。

《藏戏史论研究丛刊》：成果包括《藏戏戏师研究》《藏戏剧种系统及流派研究》《藏戏表演艺术研究》《藏戏音乐艺术研究》《藏戏礼仪演出艺术研究》《藏戏戏俗研究》《藏戏文学艺术研究》《藏戏发展通史》《藏戏艺术通论》等，以课题项目制的方式，集体涉及研究框架与体例，约请当前年富力强的藏戏学者进行攻关研究。

上述成果项目内容最终将以《藏戏艺术体系研究丛书》出版。由于藏戏艺术整理和研究客观存在的巨大困难，本项目以先易后难的方式，分阶段推进。该研究项目在2021年首先获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院级科研基本业务费的资助，拟推进第一期学术规划，以完成基础资料整理工作。同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也会持续推动该项目纳入国家哲学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以便更加凸显该项目在戏曲艺术研究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藏戏是为人类所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戏曲艺术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藏戏艺术体系研究》项目还只是一些构想，未能尽善，亦未能尽准地符合藏戏文化艺术的实际，而且在推进的过程中，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缘和挑战而不能善始善终。比如，在相关省区的戏曲研究力量明显不足、科研经费不能到位、研究构成中的条件多有不足、汉藏语文的翻译等等。但是，作为理论研究者，面对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有责任尽力多做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今天的一点推进，都是藏戏体系建设之福。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藏戏艺术的传承者、参与者、关注者共同努力，藏戏的艺术体系、理论体系便有走向成型的任何可能。这是最值得期待的，也是最值得勠力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