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南
我在上川藏线的第三天收到朱秀海的短信。当时车刚到折多山垭口，海拔高度4380米，下车走几步就要大喘气，嘴唇也有些发紫。那种情况下，我实在是无法回信，直到下山到了新都桥才把他的信息重看一遍，原来是北京十月出版社召开朱秀海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座谈会的通知，因当时无法确定返京时间，我只给朱秀海回了一个有关行程的信。
自此以后，《远去的白马》就好像一直和我如影随形。车在高原崎岖蜿蜒的山路上驰骋，不时有一群群黑色的牦牛从窗前掠过，我的眼前却总是幻觉出有一匹白色的骏马与我的车并驾齐驱，现实与历史就这样不停地在时空中交错前行。当朱秀海笔下的人物再次与我相遇时，最打动我的还是秀英大姐这个传奇女英雄，有血有肉、敢爱敢恨、刚柔并济，不落概念化的俗套，个性鲜明、思维缜密、内心强大，一生都是扣人心弦的故事。当初阅读就看得我潸然泪下，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动不已，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又非常丰满的人物，即使放在“红色题材”作品大量涌现的今天来看也是凤毛麟角实属不易。
多少年了，表现革命战争的文学无数，但又能看到几位“大姐”的形象堪称艺术典型而难以忘怀？或有哪一部鸿篇巨制能把一个“大姐”的沧桑岁月贯穿始终，把人物的悲欢离合写得荡气回肠。很遗憾，我所读过的像“大姐”这样的人物，即使有也是绿叶衬红花，笔墨不多、内涵不深、分量也轻，不能给人打下烙印。默默无闻的确是“大姐”们可贵的品质和鲜明的特征，但让这些中国革命的“无名英雄”在我们作品中也一直“默默无闻”，就不能不说是革命战争文学创作的不足或缺失了。可能我的阅读角度与别人不太一样，他们大多看到写活了一位传统的战斗英雄，而我更欣赏这部作品写活了“大姐”这个人物。在我看来，“大姐”是一个看似普通却与众不同的人。这就是被革命战争造就出来的一个极特殊的英雄群体的典型形象。她们吃过苦、遭过罪，多数文化程度低，但有智慧，有倔劲和韧性，办事干巴利落脆，能够快刀斩乱麻。她们的年龄、军龄或党龄相对长，比连排干部甚至营团领导还要长，也没有显赫的职务，但觉悟高、接地气，说个啥大家都爱听。她们来自不同家庭，都有传统美德，还有一些叛逆，属于那种不受旧礼教束缚的女性。她们待人厚道，尤其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倾其所爱，表现出女性的细腻和慈母般的感情。她们不自私，能为别人着想，有苦果自己吞，有眼泪往肚子里流，遇到事儿敢站出来顶上去。差不多具备了这些“硬件”，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叫她大姐了，那些看似很了不起的官职、头衔一类的东西就会被人悄悄收起来。一声声亲切的称谓，被叫作大姐的人无形中就有了感召力和凝聚力，成为这支队伍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文学史一再证明，未必不是英雄的文学形象就不传世，中外文学名著中的经典形象什么种类都有，重要的是源于生活又被作家赋予了鲜活的生命，有高尚的心灵还能够牵动读者的神经。最神奇的是作者赋予“大姐”相当贴切的语言体系——胶东妇女就是这样说话，爽快、风趣、犀利，好话歪说正话反说，各种形容比喻，语言的生活化、乡土风透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或者说乡而不土也不只体现在秀英大姐身上，同样体现在其他人物身上，包括故事的整个叙述过程，即语言与内容的浑然一体。朱秀海说“真实是创作者最强大的武器”，这话没有错，但我以为，有了对真实历史的了解，不一定会有真正的感动和创作的热情，即使有了这种感动和热情，也不一定就能写出有真情、动人心的作品来。这好比老话里说的，拥有好食材也不是哪个大厨都能做出好饭菜。“大姐”本是虚构的人物，虽说也有原型，但作者没有拘泥于某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依据他对很多革命大姐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再经过十几年的沉淀提炼，终使她们成了秀英大姐这个典型人物，并且把她写得如此真实传神。这对于没有那个年代战争体验的作家来说，真的是难能可贵。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感慨，是因为看到不少的作品，明明是一个尚好的题材，却没有讲出好的故事来，让读者味同嚼蜡。明明是依据真实的事件，却有不少生编硬造的痕迹，让读者心理逆反。明明是一个崇高的人物，却干巴巴地概念化，让读者无动于衷。《远去的白马》则完全不同，把枯燥的、众人皆知的有名的无名的多次真实战役，从点到面、从物到人，无论是一门炮、一袋粮、一驾马车、一台交换机，还是一处阵地、一截壕沟、一次任务、一场战役，大到情节小至细节，化繁为简详略得当，有精雕细凿、有粗犷豪放，似层峦叠嶂起伏有序，真假虚实无痕衔接，很多场面有身临其境之感，很多人物能叫读者看了怦然心动，让我这个很挑剔的读者不得不承认《远去的白马》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好书。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在川藏线过雀儿山的情景。那天从上午开始就下起了鹅毛大雪，被称为“川藏第一险、川藏第一高”的雀儿山早已是白雪皑皑，地处隧道口的川藏公路十八军纪念广场也是银装素裹，我们一行来到“筑路英雄”张福林烈士塑像前敬献哈达。这位来自河南扶沟县的农家子弟先后荣立一等功两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牺牲时年仅26岁。他的母亲也早在他牺牲前4年为掩护我党地下组织转移壮烈牺牲。蓦然间一种悲壮和崇高感袭上心头，类似这样的英雄母子，在那个年代的革命队伍中并不鲜见。他们本是生于穷乡僻壤的农民，怀着对革命朴素和真诚的理解，投身于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战斗，成了中华民族历来歌颂的“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的英雄豪杰。“伫立在风雪中，突然有一句话从心里涌出来：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值得我们一再回眸、郑重记取。”这句话是朱秀海刚从步兵师调到导弹部队以后对我说的，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都没有忘记。当时见面，本想听朱秀海说初来乍到的感受，他却说起自己的老部队、老师长兴奋不已。听着听着我就被朱秀海炽热的情感打动了，让我觉出这支光荣之旅的红色基因已经在他的血管里流淌。我和朱秀海还就他的老师长传奇的人生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最后说了一句，我要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其原因不但在于他们当年的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在于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信仰、他们毅然坚守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价值，和我们今天的时代血肉相连。
现在想来，朱秀海与老部队、老师长那种割舍不下的情结，已进入到对革命历史、战斗精神、气节操守和光荣传统的一种敬畏，这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转变，表明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酝酿如何用文学来描绘这段革命历史和这个英雄群体了，尽管还是初步的、表浅的，更谈不上系统性和典型性，但至少向着他说的“一再回眸郑重记取”的承诺又迈进了一步。再后来，朱秀海被点名叫去为老部队的老师长写传记。当我俩聊起这个事儿，他说难度大，我说总比写小说容易吧！他说要比写小说耗时间和精力，我再说肯定要比你写小说收获大。理由很简单，老师长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座含金量很高的富矿，不是谁都能有机会接近他，更不是谁都能有资格有条件去开釆这座富矿，只要带着感情去，甘愿坐得冷板凳，你的炉子里肯定就能炼出金子来。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当《远去的白马》问世后，朱秀海深有感触地说，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久，压抑了多久，等到写作时，他们像队伍一样冲锋、像江河一样奔涌的气势和力量就有多强，终于让他在花甲之年写出了《远去的白马》，几乎用了自己近半个世纪军旅人生的积累蓄备。其价值当然就不仅仅是这一部作品，而是要让英雄之歌、道德之歌和革命者的理想之歌，在当代军事文学乃至革命战争文学中久久回响。
我对朱秀海说，你要感恩“老师长”，因为《远去的白马》是源于他也就是“千秋”这个人物而最终成书。朱秀海回答：“我就是在为渐渐凋零的老英雄写一部史，写一首诗。”但在一些人看来，“千秋”仅是一个“配角”，朱秀海说，“千秋”在整个故事中是“一双眼睛”。也有朋友认为，“千秋”这个人物比较平面，甚至是个影子。知道的是因为朱秀海写过“千秋”的传记，他的视角是躲不开的，而且毕竟真有其人不宜过多发挥想象力。但更多不认识朱秀海的读者就会感觉故事一讲到“千秋”就欠些火候。还有的朋友觉得作品安排“千秋”与秀英大姐始终不离不弃，但并没有真正命运上的纠葛，就算他也有一匹大姐心中的白马，那也仅是柏拉图式的。但我不这么看，相反认为朱秀海用主要的笔墨描绘“大姐”的形象，是作者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远去的白马》最大的成功。一方面因为作者对“大姐”和“千秋”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显示出历史的眼光和思想的穿透力；另一方面因为作者釆用类似现代中国画纵笔豪放的泼彩，让画幅神形兼备气韵不凡，正是思想与艺术的相辅相成由此及彼，才把“大姐”宽广敞亮磊落的性格表现得如此酣畅淋漓。从“大姐”和“千秋”两个人物形象中所显示出来的不凡品格和艺术张力，对于整个革命战争文学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具体说来，就是改变了以往革命战争文学中那种传统的“大姐”依附于“千秋”的模式，或者说改变了“大姐”只能给“千秋”当配角的公式，让我们看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大姐”一直是“千秋”的力量之源；还让我们看到在衣锦还乡的生活中，“大姐”更是激励鞭策“千秋”不忘初心的道德导师，正是从这两个人物携手走来密不可分的心路历程中，揭示出了力量在人民之中，英雄也在人民之中的深刻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艺的人民性不是概念说教，也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我的家人在读了《远去的白马》后有一个很实在的评价，前半部分打江山出生入死，爱恨交织，悲欢离合，好看；后半部分和平年代功过难分，英雄气短，更见人心，深刻。这几句大白话，或许能够代表很多人阅读《远去的白马》的真实感受，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部作品对人的个体性价值的凸显，对“人民”这个概念认知的深化，还有对书写“革命者”的情感、价值和诉求的内在要求的艺术呈现。听说朱秀海正在考虑要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我有一个设想，假如，前半部分的战斗过程适当压缩，后半部分人心善恶的矛盾适度展开，会不会让“大姐”和“千秋”的故事更厚重更有戏剧性呢？或者在电视剧里加强一下后半部分的故事？这对于朱秀海这个拿了无数编剧奖的金牌编剧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我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和期待。
（作者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才库特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