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英

我自认属于中国经济的乐天派。从18年前从事经济报道工作至今，这一点愈发坚定。

经常有朋友问我，你哪来那么大信心？我也毫不讳言：一方面来自主观期待。我内心希望中国经济越来越好，这样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另一方面来自客观观察。宏观经济数据、企业家创业故事、媒体报道的经济建设成就等各种渠道传递的信息，不断地强化我的判断。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聊经济数据里的乾坤。

有人一看到各种宏观经济数据就头大，虽然大致了解GDP、CPI等数据是啥意思，但对于这些数据的作用，特别是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时到底起什么作用，并不太了解。至于这些数据之间的相互关联、主次关系，就更缺少了解。

比如，量价指标。GDP代表一定时期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总量指标；CPI、PPI代表一定时期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是价格指标。GDP不含价格变动因素，代表纯粹生产结余，也就是社会财富增加量；CPI、PPI不含数量因素，代表纯粹价格变动幅度，与社会财富总量变动没有直接关系，但会影响存量财富相对价值变动，这也是各国宏观调控都会把防止恶性通货膨胀作为核心目标之一的原因。

再比如先行指标、同步指标、滞后指标。一般来讲，投资类指标通常被列为先行指标、产值或消费类指标被归为同步指标、收入类如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等为滞后指标。

这些指标，就像我们体检时的各种数据一样，共同构成了一国、一地经济图景和基本特征。把这些指标与历史指标、其他地区连续指标对比后，我们就能大致判断出未来的趋势。

比如我国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的“工程师红利”。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15万人，到2004年上升到280万人。此后，我国高校毕业生接连突破600万、700万、800万，2021年则达到了909万人。

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结果之一，必然是推动创新不断深入。据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研究》课题组测算，2020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242.6（以2005年为100）。分领域看，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和创新成效指数分别达到266.3、209.7、319.8和174.7。

从经济史角度考察，一个大国的发展路径，必然要经历以劳动力投入为主体的资源竞争阶段、以高素质工程师为主体的资源+技术竞争阶段、以科学家为龙头的资源+技术+产业链竞争阶段。当下，德国处于第二阶段、美国和日本处于第三阶段，中国则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后期，并且为向第三阶段过渡创造条件的关键时期。

如果依据历史演进逻辑向外推导，我们无疑可以得出非常乐观的结论：中国经济在完成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后，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毕竟，全球范围内，已经找不到一个同中国一样，既重视人力资源培养和储备，又具备如此齐全的产业链和巨大发展空间，同时又有如此巨大市场的单一经济体了。

类似指标还有很多。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昭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也为我们把握中国经济脉络、做好投资提供了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