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齐东方

主讲人简介：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历史、文物、美术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唐代金银器研究》《隋唐考古》《我在考古现场》等20余部，发表各种论著200余篇，主要包括墓葬制度研究、金银器研究、马具研究、玻璃器研究、丝绸之路研究、唐代陶俑研究和吐谷浑余部历史的研究，另有文化普及类文章百余篇。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励。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重大课题“汉唐陵墓制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等课题。

编者的话：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921年秋，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百年来，中国考古事业在考古学家的辛勤耕耘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考古热”，更是让考古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什么是考古？考古学家是如何进行工作和探索的？日前，齐东方教授在中华书局主办的“考古是什么——《我在考古现场》新书分享会”上，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本版在此编发，以飨读者。

考古是什么

什么是考古，就像回答“什么是语文”“什么是数学”一样，看似很容易，却又很难说清楚。考古就像是一场无法确定答案的解谜游戏，我们从前人在遗迹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去推测出土器物的功用，尽可能去还原古人生活风貌。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发现。

《我在考古现场》是我多年来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考察的一些亲身经历，但考古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想用一句通俗的话把“考古是什么”讲出来，既容易，也不容易。我想引用德国学者C·W·西拉姆在其《神祇·坟墓·学者》中的一句话：“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是让干涸的泉眼恢复喷涌，让被人忘却的东西为人记起，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它不是定义，只是一种形容。也可以有别的形容，比如从青铜陶瓷中寻找扑朔迷离的历史，从秦砖汉瓦中寻找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这个寻找过程和研究历史就有很大差别了。寻找和发现总是让人有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会让人兴奋，这只有考古学者才能够体会。

可以说，考古是一个最开放的学科，因为它和各个行业都有关系，比如最近三星堆的发掘，现场除了考古工作者，还有物理学、化学、医学等专家，以及各种各样先进设备。考古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会发现什么，总有一些东西在等待着你。未知，对人们本身就是吸引力，这是考古学的一个特点。考古学既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也需要富有想象力的形象思维。

考古本身就是历史，因为它就是研究历史的，只是和传统的研究历史有所区别。传统历史研究是根据文献来研究，考古是根据实物来研究，但实际上现在不会分得特别清楚，比如考古学者当然要利用文献；做历史研究的人，如果有了考古新发现，也会依据实物。只是一般做历史研究的人，首先会对史料进行辨伪；考古是读“地下”这本书，根据的是实物。没有实物作为证明的历史是不生动的，通过考古发现再结合历史文献，历史变得有视觉，有触觉，有听觉。像编钟，人们甚至可以听到两千年以前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

考古的工作

很多人都看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宏大场面，但不一定能想象到考古的现场。在考古现场，每一个残片、甚至残片摆放的位置，都是考古工作者不能错过的，只有这样，才能复原出兵马俑那样壮观的场面，才能完整地解读它们。

发掘之后，就要进行复原工作。比如，破碎的陶片也许能够复原出器物来，但如何复原，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技术含量不算太高，但非常熬人。首先要按照陶片的质地、颜色等进行分类，因为具有同样颜色、同样材质的陶片，可能属于同一件器物。按照这种分类把陶片聚集在一起，最后有可能会复原出一个器物来。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十分不容易，因为有的器物会有几百个残片，而且在考古现场，很少能见到完好无损的器物。

再比如，曾侯乙墓的编钟，如何复原呢？还要按照当时的摆放位置能够进行演奏。所以在发掘的时候，每一件器物的出土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考古的历史

中国考古学什么时候开始的？就研究古器物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孔子到鲁桓公之庙，看到一种叫欹（qī）器的东西。不盛水时，只能斜着放；装一半水，就能正着摆放；水太多，它就翻倒了。然后孔子根据这个器物，生发出做人的道理，即万事都要适可而止，切不可过分。汉代也有人研究器物。到了宋代，“金石学”或称“古器物学”出现，这可以算是考古学的前身，也非真正的考古学。真正的考古学，来源于国外。

今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举行，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纪念中国考古百年。会议期间正式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属于三国时期到隋唐的考古发现一共有9项。有人可能会问，著名的何家村遗宝怎么没有入选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说的考古。何家村遗宝尽管极为重要，但它不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得到的，是村民盖房子时发现了一个窖藏，之后考古队才去的，可能它的很多信息就没有了。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罐，上面有墨书题字，说这个罐里装的有琉璃等。村民发现的时候大伙儿都想看，所以就给拿出来了，考古专家再来看，也不知道哪个是在罐里面的。因此那么重要的东西，但却不是科学考古发现，没有入选是有道理的。所以说，研究古代文物，不等于考古。

而金石学也不是考古学，就像炼丹学和现代化学、采药学和植物学，都有点关系，但不一样。

在田野寻找历史的答案

考古一定要进行科学的田野发掘。这是一门技术性非常强的学问。一个能称得上考古学家的人，一定是会发掘的人，因为这是获取古代资料的重要途径。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属于“特种部队”，它需要一些技能，需要在田野、在大地寻找历史的答案，就必须得有一套理论方法体系和技术手段。

中国考古学的真正历史只有100多年。从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开始，考古开始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安特生学的是地质学，并进行了很多实地调查。安特生把实地调查的技术和理念带到了中国，更直接主导了仰韶遗址的发掘，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中国人自己主导发掘的有安阳殷墟，就是发现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地方。仰韶文化的发现和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出现，这也是走向田野发掘的开始。

发掘为什么重要？田野考古获得的古代文物，首先要知道它准确的出土地点，再清晰它出土的环境以及器物的摆放位置，比如是在墓葬里，还是其他地方，以及相关器物是如何组合的，等等，这些都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洛阳金村八座周天子墓，墓葬中文物数量之大、器形之精美令人惊叹，但他们都成了异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即使加拿大的博物馆用了12年的时间，根据所有的原始记录，试图将金村文物进行分类，它们也无法得到复原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刚才讲到安特生和安阳殷墟，在20世纪初，中国考古界发生的几件大事中，其中一件就是甲骨文的发现。最开始是因为在药铺里面发现了龙骨，说可以治病，后来就去找，究竟在哪里出现的，最后找到了安阳，找到了殷墟，这才有了考古发掘。

还有，当年修陇海铁路就在北邙山下，这里是古代墓葬最多的地方。中国有一句俗语，说人最幸福的是什么呢？是“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所以北邙的墓地堪称无立锥之地。修陇海铁路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古墓，引起了全世界关注，甚至一些古董商都来了。这些事情之后，人们对科学探索古墓产生了兴趣。再加上，史学界还出现了疑古派，他们认为文献记载的东西不太可靠，所以大家就把目光移向了田野。这些重要的事件，便催生了考古学的诞生。

从英语词汇“archaeology”翻译过来的“考古”一词，和宋代的金石学是完全不同的学科。一门学科，要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特定的研究对象，金石学不仅没有，而关注更多的是带有文字的文物，这是不一样的。因此，20世纪20年代以后，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门，出现了考古研究室。中研院有个考古组，北平研究院也成立了考古组，都是过去做历史研究的，这就叫走出书斋，面向田野，从正经补史到重建史学，特别是中国的上古史。

说到器物组合。我们看到，博物馆中有很多鼎，都是孤立地放着，其实在发掘的时候，很多鼎都是放在一起。《周礼》规定，不同的身份，祭祀时需要鼎的数目是不一样的，比如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经过考古发现，没有被破坏的墓葬中，这些东西都是整套的，大大小小不一样，而且摆放的位置也不同。比如，我们自己家中东西摆放的位置，可以显示出我们的生活习惯，而墓葬也一样。只有通过考古发现，标明哪个器物在哪个位置，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当时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生活等，所以考古发掘非常重要。再比如，古代有的女性有簪，发掘的时候就在头骨附近，还是插着的状态；还有出土过的是一整套女性化妆用具，放在一个漆盒里面，虽然漆盒腐烂得只剩下痕迹了，但位置没有变，而且化妆用具都在里面放着，根据它的痕迹，我们知道，古代女性化妆都用哪些东西。

考古发现中不明白用途的器物有很多，但考古发掘能够提供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比如镯子，在唐代叫臂环，考古发掘时发现它是直接戴在手腕上的，虽然我们看到是骸骨，但清理的时候就会知道一直戴着。有意思的是，有的不是左右一边戴一只，而是两个戴在同一只手腕上。通过发掘，对我们研究古代女性的梳妆打扮、装束用具，甚至首饰戴法有着重要意义。如果只是一只单独的臂环，可能就不会知道它是什么，但和人结合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考古发现还有一个重要性，就是给今天的人们更多参考资料。比如，人们经常说，唐人以胖为美。可事实是这样吗？目前考古发现了很多墓葬，里面有很多俑，把所有墓葬出土的女俑全聚在一起，然后进行数量统计，发现瘦的多。再按照时代的不同排列，唐朝300多年以来，各个时期的时尚不一样，分期之后发现，胖女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期，那就是唐玄宗时期，所以可以说，唐朝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以胖为美，而其他时期还是以清瘦型居多。而女俑也有一个由瘦到胖的演变过程，因为胖俑比较好看，所以当时印刷物及出版图录，总爱把胖俑印上去，时间久了就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但考古发现并不支持唐朝以胖为美这种说法，至少是不严谨的。如果说某一个时期、某一部分人是以胖为美，这倒有可能。这就是考古发现所提供给人们的参考资料。

所以，考古发现很重要。比如宋代出土的碗，不仅漂亮，还有各式各样的，银的、瓷的等等。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来喝茶的，但经过考古发现，在宋代，碗和壶是在一起的，而且壶是装在碗里的。再看当时发掘的墓葬壁画，夫妇对坐，有人伺候，中间摆放着的壶碗叫温碗，这带给我们很多信息。我们知道，宋代人是喝热酒的，看到这个器物，我们就能把宋代人喝酒的场面复原，由此可以想象宋代人的生活。如果不是考古发现，很难知道这些。

还有一种器物叫梅瓶。考古发现，梅瓶最初的用途和插花没有任何关系。明清时期把梅瓶用来插花，作为室内装饰，而实际上最初它是装酒的，是和一些喝酒的东西在一起。1983年，广西桂林发现一个明朝墓，其中就有一个梅瓶。梅瓶出土时，其瓶盖是用糯米浆和石灰膏密封的，打开之后里面还有酒，而且还有三只没长毛的小乳鼠和一些中草药。这只梅瓶装的是一种当时配制的药酒，发现时有两只瓶，一只坏了，这只完好无损。陵墓的主人是明朝靖江温裕王，查文献可知，他19岁时就去世了，据考证，乳鼠酒有强身健体之效，可以想象他当时身体并不是很好。所以，由此可见考古的重要性。

考古学的基本概念

地层学

考古和读历史不一样，读历史只需要书就可以，而考古还需要工具。

考古最重要也是最传统的且一直都在使用的工具，一个是洛阳铲。这是中国独有的，用它可以钻探，能够探到古代遗址，包括墓葬。那如何探呢？如果一个地方是遗址，那么它就有不同的深度，就会埋藏一些文物，不同的地层有不同的文物，当用洛阳铲往下探的时候，一层一层把土掘开，在多深的地方土的颜色大概是什么样、包含什么文物差不多就清楚了；然后把面积探出来，再进行发掘。洛阳铲是现在考古最主要的一个工具。

现代科技手段，如遥感技术等，只能探测到遗址这个位置的地下与正常的土地下面不一样，但探测不到每层土质、土色以及不同的包含物等内容。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洛阳铲也会向全世界推广。近年来，已经有很多外国考古专家接受洛阳铲，可见，洛阳铲很重要。

在考古工地，我们会发现，经过钻探开掘的工地都是一层一层的。为什么要画出这些分层？这是因为不同颜色的土质和土色里，有不同的包含物，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用洛阳铲刮，就是要找剖面和平面上那些不同的东西。比如，在某处考古工地，汉代人在此地待过，会留下一些东西；唐朝人来了，也会留下一些东西；再到宋代人来了，还会留下一些东西。到了现代，只要用铲一探，就知道哪里是宋代地层、唐代地层、汉代地层，而每一地层出土的文物，就属于那个时代。因此，地层学很重要。

考古所使用的第二个工具，是手铲。铲子不大，但却是最常用的。它的作用是刮土层，不管是剖面还是平面，都是一样。

不同的土层代表不同的时代，越上边的土层时代越晚，越下边的土层时代越早。最上边的叫耕土层或扰乱层，因为每年耕种，什么东西都可能有，但是被扰乱了，基本上没有太大价值，只能判断出这个地方有遗址；接着底下是没有经过扰动的，有人类活动的叫文化层，再往下叫生土层。发掘时把耕土层（扰乱层）去掉之后，一刮就露出了一个东西，会发现这个地方土的颜色和别的地方土的颜色不一样；如果在剖面上看还会发现，这个地方的土可能是后叠上去的，时间稍晚。挖下去发现，这是一个墓。这就是田野考古，根据土质土色来确定文化层，确定遗迹，然后进行发掘。

类型学

什么是类型学？类型学又称标型学、器物形态学。就是把器物按照用途、制法、造型进行归类，然后根据这些形态的差别排列出来，再参照地层，了解它们的早晚序列和各种各样的关系。

比如发掘出来的东西很多，首先要做一个分类，哪些是炊器，哪些是饮食器。在同类器物里，再按照形状的不同排列出来，这时就会发现，同样是罐，可能有胖瘦、不胖不瘦之分，这其实就是类型学，它解决的是时代早晚问题。

比如鬲（lì），是一种炊具，用来做饭。从商代到西周晚期，它是有变化的。同样一种炊器，它的形制不一样，这说明人们做饭的方式不一样。鬲有三条腿，底下点火，里头煮饭，如果底下三足太小，就不能点火。参照不同时代的形制，可以得知人们在不同时代做饭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器物的变化，能说明很多问题。首先是时代的早晚，其次是排列出不同形制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什么就是考古学发掘、整理、排列之后所需要研究和解决的。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人们常说的考古学遗存。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遗迹，通常是指不可移动的；二是遗物，就是博物馆中人们所能看到的，都可以称为遗物；三是遗痕、痕迹。

特别是遗痕。举个例子，比如何家村遗宝，这批东西特别重要，但它是什么时候埋的呢？人们一般推测是战乱时期。何家村遗宝一共是两个大陶罐，里边装了很多东西，还有一个银罐。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发现，有利器把银罐弄变形了，盖子也变形了，为什么呢？就是人们在慌乱中，把一些值钱的东西都放到银罐里，为了不让盖脱落，故意用利器把它砸到变形，这样里边的东西不会散落。这些遗痕，可以使考古学家断定，这一定是战乱时期紧急状态所导致的，不然谁舍得把银罐给砸了呢！在唐朝，一个九品官，一个月的俸禄是0.3两白银，那这一个银罐能值多少钱可想而知，哪能随随便便就毁了呢！所以一定是突发状况才让人们不得不砸罐变形。

遗痕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它可以把很多遗迹组合起来。比如，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长安（今西安）是首都，也叫西京，还有东都洛阳。武则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洛阳度过的，唐高宗开始之后很多的皇帝也在洛阳度过，这是为什么呢？一开始定都在西安，却偏偏总待在洛阳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粮食问题。

作为首都，关中地区虽然过去不错，特别是盛唐时，城市人口很多，但是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关中地区的粮食就不足以养活那么多人。养活不了怎么办？就得从外地调粮。南北朝时期开始，南方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从南方往北方调。可是调粮非常麻烦，而且交通方式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便捷，粮食每天还要吃，怎么办？当时有运河，水路运输成本最低。所以就用渠，再到（黄）河，最后到达长安。然而，路途遥远，如果遇到雨季或者水大的时候，黄河运不了又该怎么办？于是就隔一段距离设粮仓。文献中记载，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遇到这种情况时，“到东都去就食”，就是皇帝率领部下到东都洛阳去，这样就离南方近了。所以，在洛阳发现了含嘉仓遗址，100多个贮藏粮食的仓窖，有的窖里面现在还有半窖碳化的谷物，而且窖砖上还写着粮食从哪里来，如苏州等。粮食要运到洛阳的话，还得经过三门峡，三门峡水大的时候运不过去，人们就修凿栈道，用人夫拉纤帮助船只通过。我们把这些遗迹重新组合起来，大运河遗迹、含嘉仓遗址、西京长安城、东都洛阳城、黄河三门峡栈道，使它们联系在一起，历史也就生动了起来。

所以，考古其实也是读书，它读的是“地下”这本书，这本书很多都是没有文字的。要想读懂这本书，就得学会怎样发掘；通过科学的发掘，才能更好地知道如何寻找这本书，并读懂它。